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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的瓦解,以及传统中国地方自治自主的社会资源如何被新型的“国家主义”原则所整合吸纳。与第一次“过渡期历史”的最大差异在于,第一期“过渡期”的表现正是儒家意识形态通过基层自主的“文化实践”否认了王安石的早期“集权主义”叙述逻辑的合理性;而第二次“过渡期历史”却又在新的现代世界格局下,通过进化论建构的民族主义竞争意识,同时通过解构儒家意识形态“象征建构”与“文化实践”之间的关联性而改变了帝国的内敛气质,转变成了现代“国家主义”的统治形式。“过渡期历史观”与以往的以“进化史观”为依据的“转型期历史观”的区别在于,他是运用反思的方式来处理以上问题的,而不是采取了一种简单的意义认同的态度。在本文之前,开始对“转型期历史观”提出质疑的观点已不在少数,但试图从“历史观”的角度对此取而代之的大胆设想尚不多见,杜赞奇从“复线历史”的角度试图颠覆单线历史发展的观点颇值得注意。杜赞奇在其近著中提出“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的后现代理念,引用吉尔耐关于民族主义叙事的话说,前工业社会,“文化”垄断在少数精英手中,而工业化社会需要熟练技术与专门化队伍时,分散的社群无法生产出可相互替代的工人队伍。国家开始控制全民族并通过教育培养出必不可少的,可以相互替代的个人,各分散社群的身份认同转移到对民族国家的价值认可上来。 << 上一页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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