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一原因，使“民权”这个本应和“君权”根本对立的概念变得模糊了。维新派很难给自己的“民权”概念确立一个科学、明确的界说。麦孟华认为，“事者，权之母也”，事天下之事者，有天下之权。“人人各事其事，人人各有其权，于是乎命之曰民权。”（注：《戊戌变法》第三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版，第10-153页。）这似是而非的定义，让人不知所云。谭嗣同则比较明确地解释道：“平权，平其议事之权而已，办事之权仍官操之。”（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9页。）然而，“议事”的范围是什么？“议事”和“办事”的关系是什么？谭嗣同同样语焉不详。和西方天赋人权理论的财产、自然与平等的丰富而明确的内容相比，维新派的民权学说显出了理论上的差距。
也是由于这一原因，维新派把“绅权”、“士权”甚至“官权”当作兴民权的先决条件。“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此“实千古不可易之理也。”（注：《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版，第233-556页。）因为“民间素不知地方公事为何物，一切条理，皆未明悉，而骤然授之，使其自办，是犹哺乳之儿，而授之杯筋，使自饮食，其殆必矣。”（注：《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版，第233-556页。）但是，“绅权固当分之急矣，然他日办一切事，舍官莫属也。即今日欲开民智、开绅智，而假于官力者，尚不知凡几也。”所以，“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注：《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版，第233-556页。）循环往复，维新派还是没能冲出君——官——绅——民的地位层序观念的框架。
还是由于这个原因，维新派在理论上呼吁民权，批判封建制度，在实践中，对光绪帝却寄予无限希望。当光绪宣布舍身变法时，维新派甚至认为君权不但不应削弱，反而还应加强。及变法失败，就连谭嗣同这样的激进人物，也不免“伤心君父，痛念神州”，告我中国臣民，“同兴义愤，翦除国贼，保全我圣上。”（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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