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早期改良思想家和维新派思想家在对西方国家的诸多感性认识之中，惟独对“议院”产生了如此浓厚的兴趣？

这其中包含着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西方的议院制度和中国的一君专制制度形成最强烈的反差，使议院制度成了他们关注的热点。在对中西方*制度比较之后，他们认为找到了中国积弱之源。“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所以，“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得不强？”而我中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数大臣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注：《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版，第233-556页。）第二，更重要的是西方的民权和议院与中国“古已有之”的“重民”的*传统在形式上产生了某种“契合”。这种契合，构成了维新派受西方*理论影响而产生的民权——议院学说的理论上和心理上的“支点”，同时，构成他们抨击旧势力反民权观点的理论依据。

重民思想本是先秦诸多思想流派的理论之一。它主张“民为邦本”，“民重君轻”。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自秦汉以后，天下一统，先秦许多杰出的思想被新的历史形势所淘汰了，而重民思想却始终保存下来，并且，做为统治阶级从政理国的重大*原则而一再显示出它明显的社会功能。

重民思想之所以能长盛不衰，是因为它集中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内在要求，它构成中国这一君民“二元”主体结构社会不可或缺的内部调节机制。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君”是权力、法律、意志、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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