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带有随意性。而且，“民”是要“君”去“重”的，重民学说的实质是君“主”民“仆”的相互关系，“民”处于被动的地位。但民权——议院学说，是在民族矛盾的胁迫下产生的，也就是说在封建系统内部的君民关系尚未达到彻底激化的情况下，维新派就提出了“谋及庶人”、“使民参政”、争民权、开议院、君民共主的*要求。这说明了维新派把“民”从一个与“君”相对的被动群体，上升到具有一定能动作用的群体的地位，动员民心、团结民心，已是解决民族矛盾的关键步骤。这正是维新派的民权——议院学说高于中国古代传统重民思想的实质所在。严复曾说道：“今中国制度，固与外洋悬殊，君民之间，必不能如彼之轻简，然兵败之事，存亡所关，急宜略师其意，起而为之。”（注：《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版，第233-556页。）中国今日救亡之道，不过“在去其害富害强，而日求其能与民共治而已。”（注：《戊戌变法》第三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版，第10-153页。）把“民”的社会功能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是维新派时代的历史功绩。当维新派认识到“民”在拯救民族危机中的作用时，就开始了把“民”作为一个“能动”的、应与“君”“共治”的群体加以研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了民众教育阶段而终于走向了以近代民主意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启蒙运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维新派的民权学说，不是作为与封建制度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直接对立物而出现的，它的直接的、现实的目的是“合群”，是爱国救亡。在寻求救亡之路的过程中，西方议院制度所体现出来的“君民共治”（维新派的理解）与中国先秦时期的“国人皆曰贤、国人皆曰不可”的治国方略和其后的重民思想产生了契合作用，而列祖列宗由于君民共治获得的辉煌业绩和现实中西方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国势，使维新派认识到必须像他们一样予民以权，使民参政，才能改变国人各私其私的状况，才能结亿万人之心为一心，才能强国御辱，拯救民族。民权学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民权和议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融为了一体。
二、民众教育运动——维新派民权学说的实践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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