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传统的重农抑商的农业国，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缺乏发展的必要社会条件而渐渐枯萎。1840年以后，受到西方商品和资本输入的刺激，中国资产阶级又开始了再生的过程。作为一个经济个体，要想获得发展，就必须和社会权力联系起来。联系的方式，或者经营者自身就握有足够的权力，或者经营者和权力享有者结为联盟。这就是中国社会官僚资本发展而民族资本弱小的原因。依附在封建制度肌体上的官僚资本，拥有*上的封建特权，他们利用这种权力去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他们根本不可能提出彻底的反封建的*要求和财产要求，因为他们的*权力和财产都是从封建制度那里获取的。
（三）维新派的民权学说把“开议院”作为兴民权的实质体现，而在西方，“议院”作为权力制衡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天赋人权学说分属不同的理论系统的。而维新派却把民权和议院混为一体了。“今天下魁桀之士，能深知自强之道者，皆必眷眷于民权谊重，是诚可谓知本矣。然彼之眵眵动色者，莫不曰欲重民权，先立议院。”（注：麦孟华：《民义总论》，《时务报》第二十八册。）
就其本质的意义而言，维新派关于议院的认识是对早期改良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他们认为，西方之所以强大，是由于君民一体，“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注：《戊戌变法》第三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版，第10-153页。）而中国社会的致命之疾，恰恰在上下壅塞，君民不通，“中国大病，首在壅塞，气郁生疾，使血脉通畅，体气自强。”（注：《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557页。）因此，要张大国势，必须解决上下相通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一是兴民权，二是开议院，“公权力于绅民，而谓上下不相通者，决无是事。”（注：《戊戌变法》第三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版，第10-153页。）“民无权，则不知国为民所有，而与上相睽；民有权则民知以国为国，而与上相亲。盖人所以相亲者，事相谋，情相接，志相通也。”（注：《戊戌变法》第三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9月版，第10-153页。）倘若真能“合数千百万人为一身，合数千百万人心为一心”，“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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