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始终占据传统学术文化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袁枚与许许多多的文人学者同样，自幼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长大*，所谓“龀齿未落，即受诸经”[3]，其后又经科举入仕，因此，就其经学观的根本和归宿而言，仍然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他曾明确表示：“我辈坠地后，舍周、孔何归？”[4]又说：“问我归心向何处，三分周孔二分庄。”[5]如果说，袁枚对庄子的认同及其受庄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人生哲学、文学理论以及诗文创作等方面，那么，他对儒家学说的归依和推崇，则充分反映在他的学术思想特别是他的经学观中。他多次强调：“古今来尊之而不虞其过者，孔子一人而已。”[6]又说：“夫尧、舜、禹、汤、周、孔之道所以可贵者，正以易知易行，不可须臾离故也。”[7]但是，对儒家思想的归依和推崇，并没有妨碍袁枚的独立思考，他从文人的独特视角，以思想家的锐利眼光，深入地观察儒家学说及其两千年来的发展，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六经皆文，这是袁枚经学观的根基所在，也是其经学观有别于他人的独特之处。袁枚认为：“六经者，亦圣人之文章耳。”[8]他说：“若夫始为古文者，圣人也。”[9]在袁枚看来，圣人“始为古文”，六经就是“圣人之文章”，而圣人之道即蕴含于文章之中，所谓“古圣人以文明道，而不讳修词”[10]。他在为友人文集所作的序中明确指出：

文章始于六经，而范史以说经者入《儒林》，不入《文苑》，似强为区分。然后世史家俱仍之而不变，则亦有所不得已也。大抵文人恃其逸气，不喜说经。而其说经者，又曰：吾以明道云尔，文则吾何屑焉？自是而文与道离矣。不知六经以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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