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枚看来，古代圣人重视的是“德行”，并非刻意为文，亦不愿“为文章以自表著”；只是由于其道不行，“方雅言《诗》、《书》、《礼》以立教”，并未自视为“经”，也未尝自定“经”名。但后世尊崇圣人，因不得见之，便“拾其遗文坠典，强而名之曰‘经’”。袁枚认为，后人这样的做法，不仅非圣人之本意，而且造成了其文“真伪杂出而醇驳互见”的情形。既然这些被后世尊之为“经”的“圣人之文章”本身存在问题，那么，对之进行怀疑和批评就是允许的，并且是理所当然的。为了反驳当时一些汉学家对“疑经者非圣无法”的非难，同时也给自己倡导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寻找依据，袁枚宣称：

疑，非圣人所禁也。孔子称“多闻阙疑”，又称“疑思问”。仆既无可问之人，故宜长阙之而已。且仆之疑经，非私心疑之也，即以经证经而疑之也。其疑乎经，所以信乎圣也。六经者，文章之祖，犹人家之有高、曾也。高、曾之言，子孙自宜听受，然未必其言之皆当也。六经之言，学者自宜参究，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疑经而以为非圣者无法，然则疑高、曾之言，而为之干蛊、为之几谏者，亦可谓非孝者无亲乎？

这就是说，一方面，六经之言本身并非“皆醇”、“皆当”；另一方面，怀疑精神本来就是儒家圣人所提倡的，所以，疑经不仅不是“非圣”，反而是为了“信圣”。正是因为如此，袁枚“以经证经”，反复“参究”，对儒家经典提出了全面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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