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之，而不学史之阙文，何也？《春秋》之“夏五”、“郭公”，至无谓者也。《逸书》之“升陑”、“亳姑”，《逸诗》之“棠棣”、“素以为绚”，皆有意义者也。不删无谓之《春秋》，而删有意义之《诗》、《书》，又何也？……《左氏》：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以为周礼在鲁。似《春秋》为鲁史无疑。然《楚语》：庄王傅太子，申叔时教之以《春秋》。《晋语》称羊舌肸习于《春秋》。其时孔子未修，而《春秋》一书，楚、晋二国已传诵之者，又何也？[26]
袁枚还进一步就孔子修《春秋》之说提出质疑，他在读到学者有关研究《春秋》的著作之后，专门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鄙意终觉《春秋》一书，断非孔子所作。孔子自称“述而不作”，作《春秋》，史官事也。孔子非史官，“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焉有侵史官之权，而妄为代作，曰“知我罪我”，俨然以素王自居，不但夫子不肯，鲁之君臣及史官，亦不能容也。且既云：“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词”矣。乃孔子绝笔于获麟，而后之《春秋》从哀公十四年起，直书至十六年孔子卒而后止。三年中是又何人之笔，何人所赞哉？可见鲁自有史官，有《春秋》，不与孔子为存亡也。书之可信者，莫如《论语》。《论语》载：子之教人，则《诗》、《书》、执礼；自勉，则五十学《易》，绝无半字及《春秋》。
因此，袁枚断言：
是孔子之前，四方之国有《春秋》久矣。或者孔子自卫反鲁，正《雅》、《颂》之余，偶读《春秋》，而略加修饰。《公》、《谷》所引，有“不修《春秋》”之称，是未可知也。而作则断无之事。[27]
对孔子删《诗》之说，袁枚也反复加以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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