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晚期，代表当时知识精英思想观念的《四库全书总目》，就对词曲一类作品大加贬抑，认为：“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18]。至于有关举业时文，则将其视同于“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牍、屏幛、寿言等类”[19]，一概弃若敝屣，摒之于收录范围之外。如果说，时文因其主要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大多流于八股程式而不被学者看重；那么，对词曲的轻视和贬抑，则纯属长期以来形成的偏见。袁枚敢于突破传统，在认定六经皆“圣人之文章”的同时，把词曲乃至时文都视之为后世文章流品之一而加以一定程度的肯定，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章的地位，彰显了文章的价值。
再进而就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而言，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学说逐渐成为统治者尊奉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也日益受到学者的推崇，居于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以至历代学者，大多奉儒家经典为圭臬，甚至“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为打破儒家经典的垄断地位，冲破儒家学说的思想桎梏，历代也有一些敢于独立思考，勇于向传统挑战的学者，大胆提出他们自己的见解，阐发不同流俗的主张。诸如明代以降学者陆续提出，至清中叶章学诚而集其大成的“六经皆史”说，清初以来学术界出现的“经子平列”的主张，乾嘉时期学者提倡的“经史并列”的思想，其实质都在于反对经学独尊的观念，重视史学和诸子的价值，提高它们的地位。袁枚也认同“六经皆史”的主张，他曾在为学者史著所作的序文中，开宗明义地提出：
古有史而无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先王所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20]
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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