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据此认为袁枚以经为史，把六经视之为历史著作，并因此而将袁枚与章学诚相提并论[22]。但细绎袁枚所有的著述文字，全面分析他的思想主张，可以看到，袁枚更为强调，并且反复论证的还是“六经亦圣人之文章”的观点，并且，与“六经皆史”以及“经子平列”的主张相比，袁枚提倡的六经皆文的主张，在反传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在思想解放的层面上也更为大胆。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图书乃至学术的分类中，特别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产生之后，文历来都被置于最末的位置，较之史、子，其地位更等而下之。而袁枚则把六经认定为“圣人之文章”，视之为后世“文章之祖”，据此而强调文章的重要性，肯定文章的地位，提升文章的价值。这一观点，无疑在相当程度上剥去了儒家经典的神圣外衣，还原出它们作为文章的本来面目。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创新价值和解放意义，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二

    从六经皆文的观点出发，袁枚对儒家经典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上自“经”之名称及孔子删经之说，下至各部经书，都成为他怀疑批评的对象。乾隆时期，汉学方兴未艾，汉学家普遍尊经、信经，致力于经书文字、音韵、训诂、考据的研究。对此，袁枚颇不以为然。他在给当时著名汉学家惠栋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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