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袁枚认为“文”与“道”二者须臾不可分离，与其说“六经以道传”，不如说“实以文传”，这是因为圣人之道无形，而圣人之文可见，无形之道正是通过有形之文才得以表达出来，所以说，“古圣人以文明道”。在他看来，要使圣人之道大明，就要讲求“修词”，做到“言工”；若言之不工，词之不达，“则文不足以明道，而适足以蔽道”。不难看出，在“文”与“道”二者的关系上，袁枚关注的是“文”，重视的是文章的“修词”、“言工”。也就是说，袁枚极力强调的是文章本身的重要性。就此而言，袁枚的见解是超越常人、不同凡响的。纵观中国古代的学术史乃至文学史，自唐代韩愈明确提出“文以明道”、“文以载道”的主张之后，历代学者大多仿而效之，把“明道”、“载道”视为作文的鹄的，衡文的标准；在“文”与“道”二者之间，始终把“道”置于首位，强调“道”的重要性。清初以来文坛盛行不衰、影响颇大的桐城派，就十分强调文章的“义法”，主张“因文以见道”，重视文章的“明道”作用。一些文人学者，虽然也主张“文”与“道”二者不可分离，反对将“文”或“嗤为小技”，或“薄为余事”，甚至“直析文与道而二之”的做法，但重视的仍然是“文”的“明道”、“贯道”、“载道”作用，强调“文以明道，以贯道，而实以载道，匪明何以贯，匪贯何以载？说虽殊，其为深探元本则一也”[12]。而袁枚则反其道而行之，从六经乃“圣人之文章”的观点出发，把落脚点放在文章上，重视文章的修辞达意，强调文章本身的重要性。显然，这一看法不仅具有悖离传统的色彩，而且具有解放思想的意义。

    在主张六经就是“圣人之文章”的同时，袁枚理所当然地把六经视为后世文章之滥觞。他说：“六经者，文章之祖，犹人家之有高、曾也。”[13]又说：“六经、《三传》，文之祖也。”[14]他还进一步比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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