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三：第一代的梁漱溟、第二代的徐复观好象不是预设西方文化的优越性的。徐本身还是对熊十力先先生进路进行反思的人，要“回归孔子之道”。 

陈明：新儒家没有谁预设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但他们多少不自觉地预设了西方知识范型的普遍性。徐、梁确实有点不一样。梁是反西方文化的，但越反对越陷入困境。因为好的不能反，拿来用就是了。徐更特殊，文化上保守，政治上自由，我最敬佩他。但他理论上受日本京都学派影响太深，对国家和社会划界太明确；这一点再加上对法家的憎恶，过于敏感国家对社会的侵入，不仅否定管仲，而且据此逻辑认定《周礼》是歆莽伪造。那怎么行？他的自由主义有点无政府主义的味道，只能用于批判。实际上圣人为治从来都是刑礼相参，《礼记》里面看得很清楚。儒家的政治哲学，孟子一系，荀子一系，都可以在《礼记》里面找到源头。

 达三：第三代呢？林安梧主张“后牟宗三时代”。

 陈明：第三代和前两代不完全一样。林安梧、李明辉更注探讨儒学与西方文化价值的相通性，从而论证儒学的合法性。但由于时代和情境的差异，有些价值是不能也不必摁到一个平台去沟通的。它们是“其义难知，其实易行”，用心体会就是。我是强调行重于知，知的难易与行的难易是不相类同的。

（四）所谓“大陆新儒家”

 达三：现在有人开始用当代大陆新儒家的提法，指当代的一些中青年文化保守主义[注: 保守主义是西方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潮之一。保守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极其重视现存的传统、秩序、等级和自由的价值，认为这四大政治价值高于其他任何价值，维护这些价值是国家的根本任务。]者。

陈明：我说《原道》下一个十年的目标就是建构一个可以叫做大陆新儒家的理论学派。因为对港台新儒家的那一套话语我是理解却不赞同，因为大陆今天的问题发生了很大改变。至于我本人，也不知道怎么就成了“文化新儒家”了。蒋庆是“政治新儒家”、盛洪是“经济新儒家”、康晓光是“制度新儒家”、梁治平是“法治新儒家”。这都是谁捣鼓的？

达三：符号是一种宣传和资本，也是造势。成了符号，就必然遮蔽其他一些东西。那也没有办法。再说，你自己不认为自己是新儒家，别人都这样认为呀。

 陈明：那就姑妄言之吧。大陆新儒家，比如蒋庆和盛洪，说是要回到“师法、家法、心法”中去。那怎么可能呢？儒学的正当性合法性是不能建立在“师法、家法、心法”之上的。儒学的危机并不是儒学本身的危机，而是时代变化，那一套符号系统本身的效用下降，人们无法通过它解决今天的问题。合法性某种意义上就是实践的有效性。我们不能预设“师法、家法、心法”的内在有效性，即使作为一种接近经典的进路，它也不是全部――王阳明就强调读书做事需求之于心。至于整个文化系统，那就更不是那么回事了。儒门淡薄，收拾不住，是有非常深刻的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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