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是“原道”的“右邻”。就我本人而言，我认为我既是一个儒者，也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有人反自由，自由是能反的吗？我早就说过，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需要携手并行，并育不相害，才是最好的一个进路或结局。但是自由主义者不应喧宾夺主越俎代庖以为自己能够包办一切。自由跟权利一样，是一个比较晚出的概念，一种近代价值，其所关涉的主要是政治哲学的问题。虽然某种意义上人是政治动物，哲学就是政治哲学，但政治生活毕竟并非族群与个体生活的全部。自由主义者把自由作最高价值，但自由是生活生命的基础需要，要知道人的需要是多元的，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它应该是比较靠近宝塔尖顶端的，换言之是比较“奢侈”的，需要很多的条件。这样的奢侈品难道还有谁不想要吗？除开法门寺的贾桂，恐怕找不出第二人。所以说反对自由民主是说不过去的，它意味着更多的参与和更高的效率，而不是某些机械的模式。可是，自由是可以量化也应该量化的。笼而统之的本质主义理解无助于中国的社会改革[注: 社会改革正文 依一定目标对社会体系进行变革的社会运动。它包括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两种形式。社会改革的途径可能是自上而下、也可能自下而上地进行。]进程。现在的自由主义者不仅是本质主义同时也是机械主义地理解自由，理解自由在中国的落实问题。我们的父亲母亲知道什么叫自由么？不甚了了。需要么？也许。他们的需要跟我们的需要一样么？不一样。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自由具有服务于人的特质，而现实中人又处于某种冲突状态，所以它迄今基本仍只是一种有限享用的内部制度；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实践一直没有很好的记录。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还有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对外不能区分制度与国家、对内不能区分政治与文化，所以由肯定自由而乌托邦[注: 乌托邦的原词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ou”是“没有”的意思（一说是“ 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化美国，由批判专制而妖魔化传统。我看你有个区分就比较好，确实要把“中国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中国”区别开来。真正的自由主义，只能扎根在中国文化的大地上。中国文化是它的一个平台，是一个基座。否则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顶多只能用于批判，而现实真正需要的，是能够建设的自由主义。因为自由的落实，程度和方式是有历史性地域性特征的。因此，在中国他们不能够也不应当把儒学作为自己的对立面，而是应向儒学靠拢，从儒学中借鉴吸收资源。刘军宁、秋风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中国新闻周刊》就说他们是向传统抛橄榄枝，这是对的。但是在我，更倾向于把这种互动看成是儒学自身发展的一个维度，是中华民族创造力的一种显现。
达三：这本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现在有人一提别尔嘉耶夫，就以为是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我看他也是个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陈明：他比我还保守，以传统文化反现代文明，还要回归东正教。我则是想把传统文化赋予一种现代形式，在话语形式和价值理念上。孔子以仁释礼，是非常开放的。
达三：我最反感当今自由主义者的一点是，把自由主义等同于美国，美化美国，妖魔化中国。所以我担心他们这种靠拢是受施特劳斯新保守主义的影响。这也是我反对用新文化保守主义或新传统主义取代文化保守主义称谓的原因。
陈明：这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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