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历史而治历史”。1923年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吾侪今日所渴求者，在得一近于客观性质的历史。我国人无论治何种学问，皆含有主观的作用……掺以他项目的，而绝不愿为纯客观的研究。例如文学，欧人自希腊以来，即有‘为文学而治文学’之观念，我国不然，必曰因文见道。道其目的，而文则其手段也。结果则不诚无物，道与文两败而俱伤，惟史亦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历史，而必侈悬一更高更美之目的一一如‘明道”经世’等，一切史迹，则以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此恶习起自孔子，而二千年之史，无不播其毒。”[6]不以治史为目的而为手段，必至歪曲历史，甚至为了某种主观的目的而图纂改历史。“春秋笔法”即如此，《春秋》为亲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不是从史实出发而是以主观需要来定褒贬。因此，梁启超认为：“夫史之性质，与其他学术有异，欲为纯客观的史，是否事实上所能办到，吾犹未敢言，虽然，吾侪有志史学者，终不可不以此自勉，务持鉴空衡平之态度，极忠实以搜集史料，极忠实叙论之，使恰其本来。民族偏好溢美之辞，亦当力戒。良史固所以促国民之自觉，然真自觉者决不自欺，欲以自觉觉人者，尤不宜相蒙。故吾以为今后作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6]值得注意的是梁氏推重信史，又提出了良史与信史之分，认为良史是在信史基础上形成的。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又高度称赞全谢山“为史学而治史学”的精神，称其为“洵初期学史之模范矣”。[7]
其实，梁启超“为历史而治历史”的思想，可以上溯到1922年，在《学问之趣味》一文中，他说学问应该“无所为而为”，才是真正的学问的兴趣。“凡有所为而为的事，都是以别一件事为目的而以这件事为手段，为达目的起见勉强用手段，目的达到时，手段便抛却。”强调要“为学问而学问”、“为生活而生活”。[8]就好像小孩子玩游戏一样，要为游戏而游戏，为了玩而玩，而不是为了“体操分数”而游戏。否则，就像学生学习是为了毕业证书，而不是为了学问，这就不是学问的真正兴趣。这样的思想，在同年(1922)所写《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也有论述：“为活动而活动，为真理而求真理，确是人类固有的良能。”[9]不厌其烦地在强调一种纯客观的、独立的史学研究。
综合梁启超此期有关的论述，其“为历史而治历史”的思想主要包括：
第一，史学要把求真放在首位，反对“文以载道”。其重点在于以史学为工具，批判附会于旧史学的封建纲常伦理道德观念，批判封建主义，鼓舞民族主义，唤醒国民，以求切合于国计民生、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提倡科学，批判愚昧、迷信；以进化论史观为指导，建设“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的新史学。
第二，重视史料的考订工作。他说：“治玄学者与治神学者或无须资料，因其所致力者在瞑想、在直觉、在信仰，不必以客观公认之事实为重也。治科学者一一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以为其研究对象，而其资料愈简单愈固定者，则其科学之成立也愈易，愈反是则愈难。”“史学所以至今未能完成一科学者，盖其得资料之道，视他学为独难。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6]要开展科学的历史研究，史料是基础，考据是关键，必须重视史料的考订工作。
第三，要以治史为目的，而不为手段；提倡客观的研究，尽量裁抑主观的成分，提倡科学的历史研究。提出历史学要遵循其自身发展规律之学科化的初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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