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历史而治历史”，在批判旧史学“因文见道”方面有鲜明的针对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为历史而治历史”，并不是系统的史学主张，也与梁启超本人今文经学的治学路数相违背，更不是科学的治史口号。当他系统地阐发其史学思想时，特别是在1923年经过科学与玄学论战之后，在倾向于反对“科学万能论”的背景下，梁氏便很快放弃了这一主张。1926年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梁说：“现在人很喜欢倡‘为学问而学问’的高调，其实‘学以致用’四个字也不能看轻，为什么要看历史?希望自己得点东西。为什么要作历史?希望读者得点益处，学问是拿来致用的，不单是为学问而学问而已。”[10]梁启超一下子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出尔反尔。过去，一直认为梁启超“务广而疏，浅尝多变”[11]（p311)这种解释过于表面化，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作为一代学人的梁启超也没有那么浅薄。其实，这一转变过程恰恰反映了历史学的一个内在矛盾：在建设近代史学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求真和致用的关系问题?梁启超的转变，正反映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更深层次的思考。这是近代历史学在科学化道路和学科化建设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也只有在科学化和学科化的过程中，随着历史学内在矛盾的不断展开，认识才能逐步深化和日趋明朗。

任何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一门学科更是如此。就历史学而言，它既不可能是纯客观的，更不可能是纯主观的。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为历史而治历史”、“为学问而学问”，谁也没有那样的雅兴，事实上也做不到。但是，近代史学的科学化道路和学科化建设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于是便有第二次实证史学思潮的兴起。

二  “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

    梁启超所倡言的“新史学”，除现实社会运动的推动外，大部分思想来自西方实证史学的影响。实质上可以说，新史学是20世纪中国实证史学的开端，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成立，则把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傅斯年大声疾呼：“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12]这三项主张是相关的，中心思想在于要建设科学的历史学、语言学和东方学。关于语言学和东方学我们暂且不论，科学的历史学的含义就是要把历史学置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

    傅斯年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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