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琐细问题的考证。这种情绪，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22]胡如雷说：“如果今天再提倡‘回到乾嘉时代’，那就不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阵地上倒退，甚至比起王国维、陈寅恪等前辈也是一种倒退。”[28]葛懋春说：“在纠正理论脱离历史实际的教条主义学风，加强史料工作的时候，有人提出史学应回到乾嘉考据学派的路上去。这显然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对于乾嘉学派考订历史资料的有价值成果，当然应该批判继承。即使对其运用形式逻辑整理史料的方法，也可以在唯物辩证法指导下有条件地运用。但是，笼统地认为历史学应走回头路，回到乾嘉学派去，其结果只能是回到史料即史学的老路，把历史科学研究引入歧途。”[29]虽然大多数学者是从不同意或批判的角度提出问题，但是，之所以如此，正可以从反面说明这种“回到乾嘉时代”现象的存在及其严重性。另外，根据前面我们所列表格的统计：一，此期“乾嘉”一词出现的频率较高；二，有关考证、考据的文章，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年平均数都远远高于其他两个时期；三，事实上，就当时的论文而言，无论是选题、内容，还是论证方式、价值追求、表述方式等方面，均是朝着考据史学方向在努力。因此，这个时期存在崇尚考据、崇尚乾嘉时代的学术潜流是确定无疑的。
十年浩劫，“四人帮”对历史学领域的破坏，教训是深刻的。由于不正之风的盛行，使人们对于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缺乏热情，不感兴趣，却热衷于“探风”、“望风”、“赶浪潮”，而且还美其名曰“配合现实政治斗争”。否则，似乎就是“脱离政治”，搞“纯学术”，“为历史而历史”，“资产阶级客观主义”。这种极左的空谈，其理论十分荒谬。一些历史学家由衷地说：“它给我们的历史研究工作造成的危害，我们都深有体会。现在是到了彻底纠正这种不正之风的时候了。”[30]“就整个史学界而言，在清除了‘四人帮’的假大空影射史学之后，学术论文趋于求实，为了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诸多历史事件，考证、辨析一类旨在弄清历史现象的文章多了起来，这是一件大好事。弄清历史现象，是我们研究工作的基础。然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要求，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地揭示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弄清历史现象上，或者误以为只有弄清历史现象的论文才算学术，那无疑是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标准。”[31]处于对这种左倾教条主义史学模式的厌恶，希望尊重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学科的相对独立性，主张历史研究要重视史料考据，做到“论从史出”，彻底摆脱“四人帮”的实用主义影射史学，自在情理之中。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其中也存在有排斥或淡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倾向。所以，这种思想一出现，就遭到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批评。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的采访时，一批著名的史学家如郑天挺、杨生茂、戴逸等，也一致批评说：现在有人“不愿意再依靠马列主义，而是想用西方实证主义的烦琐考据和史料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32]。有些人以为“历史科学只凭史料，不需要任何理论，甚至认为，理论的指导意义必然会带来主观武断的弊病，反而会损害科学性”。其实，“完全不受某种理论影响的科学研究是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是接受哪一种理论观点的影响，用哪一种方法进行思考”。[33]红旗杂志社哲学历史编辑室为此还于1983年编辑出版了专书。该书《编后记》说：“为了推动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更好地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进一步繁荣历史科学，我们编辑了这本《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论文集。”[34]对这种淡化甚至排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倾向进行了回击。
在史学界提出“回到乾嘉时代”的同时，伴随着这股以考据为尚的思潮，还兴起一种研究“实学”的热潮．但是，“实学”“对历史研究来说，就是从历史事实出发，严格忠于历史事实，具体分析历史事实，提出切实的见解，得出科学的结论，归纳起来就是要‘实事求是’。……如果这种理解大致不错，那么所谓‘实学’就绝不能仅仅限于史料的发掘和整理、史实的搜集和考证，以及热衷于琐细史事的铺叙。如果把这些视为惟一的‘实学’，并且形成一种学风(不是说现在已经形成了这种学风)，它就要从表面的‘实’向本质的‘虚’转化。这在中国的史学史上是不乏先例和有过沉重教训的”[35]。同时，学术界出现了学术研究“离政治越远越好”、“离现实越远越好”等论调。对以新历史考证学派为代表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再度升温。理论界重现迷茫，“哲学的贫困，经济学的混乱，法学的幼稚，史学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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