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重证据，还特别注意考察证据的可靠性。他说：“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要问：1．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24]这就涉及到证据的证据，即要对证据本身进行具体分析的问题。在史料的鉴定上，他说：“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的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是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25](p34)

    胡适提倡研究问题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对当时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影响很大，对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方向也有指导意义。如果说傅斯年是史语所科学精神的忠实实践者的话，那么，胡适则是这种科学精神的领袖。在这种共同精神的激励下，形成了中国新历史考证学派，在三四十年代独步史坛。

    “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地质学、生物学等同样”为代表的实证史学思潮，第一，把近代史学的建设方向引向了自然科学的方向，与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唯科学主义思潮相呼应，历史研究出现“求真”、“纯客观”、唯考据为尚的风气。第二，把历史学和语言学联系起来，从语言分析人手治思想史，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历史，追步当时西方学术的发展。第三，此次实证史学思潮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学科化、近代化和科学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时期，因而具有它特殊的意义：它扩大了史料范围，由过去单纯的文献资料扩大到实物资料，特别是田野考古资料的发掘，文献资料也从史书扩大到政书、诗文集等；考据手段的扩张，由过去单纯的文字音韵训诂扩大到文献学的系统方法(以内考证和外考证相结合)，注重借鉴自然科学(特别是进化论)等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手段，由过去从文献到文献扩张到从实物到文献、不同民族文献的比较研究，利用人类学、社会学等手段治史；治史的领域扩大，由过去单纯注重政权更迭的政治史到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领域；治史的目的转变，从“皇帝教科书”到“生活教科书”，从注重对历史事件真实性的还原到对不同历史事件之间内在联系、甚至历史运动规律的揭示。新历史考证学把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建设切实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当然，以傅斯年为代表的新历史考证学派的一些主张显然是过激的，这与当时现实社会矛盾和国共两党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思想界唯物史观与各种唯心史观的斗争分不开。比如，追求纯客观、不涉主观，“把材料整理好，则道理自然显明了”，这些主张显然是针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以前我们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对唯心史观派基本持批判否定的态度，而现在又有一种趋势，反其道而行之，不讲这种斗争的社会现实，离开历史发展阶段，抽象地去评述这些主张，对新历史考证学派持全面肯定的态度，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则吹毛求疵、苛责过多。不管是强调阶级斗争，还是不讲阶级斗争，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做法。就像艺术来源于生活，但生活却不等于艺术一样，史学离不开史料，但史料本身绝不等于史学。在当时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之秋，胡适、傅斯年等人主张“史学只是史料学”，号召青年“整理国故”，埋首故纸堆，脱离火热的现实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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