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王国维同别人一样也是笼统地提倡对史学的科学研究，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他显然认识到二者之间的区别，因此，对科学与史学加以区分。并且对当时的史学界发感慨说：“今之君子，非一切蔑古，即一切尚古。蔑古者出于科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史学；尚古者出于史学上之见地，而不知有科学。即为调停之说，亦未能知取舍之所以然。”认为，史学与科学终归是有区别的。但是，他又不愿放弃科学的史学研究，并且多次强调了史学与科学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说：“凡事物必尽其真，而道理必求其是，此科学之所有事也；而欲求知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此史学之所有事也。”科学与史学之间的关系，不可偏废：“治科学者，必有待于史学上之材料，而治史学者，亦不可无科学上之知识。”[16]因此，又有对科学的不同含义之论，主张所谓科学，其实就是一科之学。王国维虽然在科学与史学的关系上，没有过激言论，但是，他对史学的科学化研究趋势的强调，还是比较明显的，这正符合近代史学的科学化趋势和学科化建设的要求。

    胡适更是一位科学迷，他对20世纪中国史学科学化道路和学科化建设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科学精神的提倡和研究学术的科学态度与方法。胡适说：“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17]其科学思想在当时社会上起到了广泛的启蒙作用。

    胡适不仅对实验主义哲学感兴趣，对明显处于领先地位的自然科学知识和方法更有兴趣。他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8]他与1914年在美国成立的“中国科学社”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科学社举办讲座，邀请胡适到会演讲，他讲的题目是《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胡适与中国科学社的主要发起人任鸿隽关系更加密切，胡适经常为中国科学社乃至中国科学界的活动出谋划策。

    早在五四时期，胡适就提出对于旧有学术思想要科学地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具体步骤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9]。对于一切思想学术，要有一种“评判的态度”。“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19]这就是对待一切问题的科学态度。至于科学方法，则贯穿其一生。直到晚年他还在讲：“‘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述。”[20]

    胡适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求真，所以方法也只有一条，就是寻求证据。又说这只是一种实验的方法。1922年胡适在《我的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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