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史学是指在西方实证史学思想影响下，以传统考据史学为基础的新考证史学，它与传统考据史学(包括乾嘉史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并不完全等同。其基本特征是求真征实，通过对史料的辨伪、批判和考证，以达到对历史的解释。实证史学的产生和发展，在西方主要是19世纪以来的事，传人中国则是在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借鉴西方实证史学的思想，在批判封建主义和旧史学的基础上，号召进行“史界革命”，建立“新史学”，提倡“为历史而治历史”，提出了历史学学科化和科学化的初步要求。

一  “为历史而治历史”

    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分别发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从批判封建旧史学人手，高举“史界革命”的旗帜，拉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建设的序幕。《中国史叙论》开宗明义“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4]指明中国旧史是“君史”，而非“民史”。这种“君史”造成中国旧史书有“四蔽”、“二病”、“三恶果”。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蔽，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浩如烟海，穷年莫殚，前既言之矣；二曰难别择，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读应读之书，而苟非有极敏之眼光，极高之学识，不能别择其某条有用某条无用，徒枉费时日脑力；三曰无感触，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5]旧史学在内容上是“君史”，所记内容主要是帝王将相的活动，即所谓“家谱”，是围绕封建王朝世系而展开的，属于传统政治史方面的内容，极而言之，主要是封建政权的兴替和转移，即梁启超所谓“相斫书”，内容比较狭窄。史书的撰写主要是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即所谓“文以载道”、“春秋笔法”、“劝诫”、“资治”之类。史书主要是封建帝王的“教科书”。这样的史书，与关乎国计民生、救亡图存的社会现实，相距遥远。因此，梁启超说：中国史书虽发达，“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5]。因此，“史界革命”是必不能免的。

    建设新史学的主要着眼点之一就是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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