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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渔政制度及其变迁（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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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1: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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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渔业课税的征解与管理
河泊所的主要功能包括两大方面，即对渔业课税的征解与籍定、编审渔业人户两大事务的管理。本节即就渔业课税的征解与管理进行探讨。
一 渔民的课税负担与政府的财政收入
1．渔课种类与渔税名目
明清时期官方朝廷对内陆水域及沿海地区所征的渔税种类有人丁税、鱼课钞、渔船税、渔盐税、鱼苗税、芦课等。渔税是政府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如明廷岁入之数包括商税、鱼课、富户、历日等项共144000余两，鱼课列为第二项，这还只是起运京库及边地者，不包括存留府库之数，可见其重要地位[1]。又如弘治九年（1496）二月，地方官奏请将九江芜湖抽分银或湖广所属湖池额办课钞并起解南京，以备财用、以纾民困[2]，由此也可推知湖广鱼课之重。清乾隆年间岁入之数仅鱼课一项即为140000两有奇，不过其岁入总数达“四千数百余万之大数”，鱼课在赋税总额中的地位大为下降[3]。
人丁税：明清时期太湖地区及通扬地区都有向渔民征收人丁税的记载。太湖地区“罛船向征渔税丁钱”，一艘船准以一亩田之赋，每一户完纳一人丁之税。后至康熙二十年（1681）间，江南巡抚汤公斌以渔船冒风波之险而觅衣食，煞为艰苦，援引古泽梁无禁之意，奏请豁免[4]。明末兵燹，官府向人民征收的人丁税极重，估计为支持巨额军费之用。如崇祯年间扬州府泰州河泊所原额渔户人丁共3206丁，每一渔丁每年实纳丁银0.36两，出办丁银共983.5两；闰年又加征3.8两[5]。清初局势稳定后，赋税额有所下降，如渔丁每丁一例只派征银0.239两，较明崇祯年间约下降三分之一。而一般民户户丁每丁一例只派征银0.12两，约只为渔丁税的二分之一，由此可见，渔丁所纳人丁税尚远高出一般民户户丁[6]。又如嘉靖年间沿海地区广东钦州渔民每丁月输米二斗八升五合，年该米三石四斗二升，折银1.085两[7]。
渔船税：清初战事平息以后，海禁初开，沿海渔业开始复苏发展。官方对沿海渔船进行双重征税，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時海禁初开，沿海渔船，州县既征渔课，海关复税梁头，民甚苦之”。后康熙帝采纳福建巡抚张仲举之奏言，拟定凡渔船五尺以上，梁头税统归地方官征收。乾隆元年（1736），拟定闽省渔船税，分上、中、下三则起科，豁免沿海採捕鱼虾单桅船稅。[8]由此可见，渔船税征收标准以渔船尺寸大小为计算单位。渔船征税于否，地方官员意见不一，有的从财政税收的角度言请收税，有的从民心向背的角度言不能双重征税。如《清史稿》载：“之仁请收渔船稅，守谕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渔户巳辦渔丁税矣，若再苛求，民不堪命，人心一摇，国何以立？”[9]
渔盐税：江西九江府湖口县明洪武年间设有逆沙夹河泊所征收鱼课，其后虽河泊所已裁革，但课额仍存。据嘉庆《湖口县志》卷5《食货志》所载，其鱼课、湖课均附于盐课条下[10]，估计其中部分课额即为应缴纳之渔盐税。由于鱼类加工需用大量食盐，而盐税乃明清时期政府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因此官方亦对渔民所用渔盐征收重税，其渔业成本也就大为上升甚至入不敷出。如用私盐则成本可大为下降，故多有偷用私盐之举。然其时私盐查禁甚严，引出对渔户用私盐事的讨论。这从张甄陶《论渔户私盐狀》一文中详及之“审冯有贵张洪业私盐一案”清晰可见：
“查私盐壅引，妨课科断不轻。然必其人实系不事生业，贩私场灶、透越关津，乃得以此坐之。今冯有贵系香山县印船渔户，历年于埠售盐。据簿：十二年，交盐价一百四十余两；十三年，交盐价九十二两；十四年，以鱼少失利，拖价未交。现欠总埠盐斤七十余两，已交者账簿可凭，未清者埠丁可据。夫以醃鱼，一渔户每岁与总埠交关百金数十金，亦不少矣。今乃以盐斤余溢、年月参差，坐以杖徒。虽按例何辞，而揆情非允。至张洪业则受雇捕鱼，既于新会埠自领盐票，又向贫难妇民零星售易。惟利是图，罪无可贷，但实与私枭巨贩不同。且若將有票渔船，以票盐少差，即作私盐定拟，于粵省利弊所关甚大。盖粵省本属海疆，在在迫连场灶。沿海人民，盈千累万，别无糊口，相率贩私。”[11]
渔民以海为家，一出港门，动辄超过数月。鱼虾旺销与否，全凭风信。如果令其必须从盐埠买盐载之以往，则可能鱼还未[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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