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們對於乾隆十三年的數額要略加以說明。乾隆十三年因為米價昂貴，引起了許多議論。[3]乾隆皇帝因衆議以為米貴是由採買過多所致，故下令各省常平倉儲穀量除雲南、陝西、福建、廣東和貴州五省以乾隆年間存穀為定額外，其他各省皆以雍正年間(1723～1735)之舊額為準。[4]於是乾隆十三年的定額就較前此為少。由此可知，在康熙、雍正年問及乾隆初年，清政府曾不斷地努力於常平倉儲量之擴充。[5]甚至到乾隆十一年(1746)仍因歲豐而下令各省督撫酌量地方情形撥款採買。[6]乾隆十三年定額以前，清代常平倉儲量曾一度達於最高，而該年定額所顯示的减少其實僅是暫時的現象。由表一可以看出，至少直到乾隆末年，常平倉儲量尚維持著增加的趨勢。换言之，在清代康、雍、乾盛世，常平倉儲量不斷地擴充，正反映這個制度曾良好地運行。

至於常平倉儲量之减少，到底開始於何年，是難以肯定的。嘉慶四年(1799)的一次諭令中就透露倉穀已有虧缺，因而下令各省督撫加以稽查。[7]到了道光十一年(1831)，御史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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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大清會典事例》(1899年版，臺灣中文書局影印)190：5b，192：8b。

    [3]  參見全漢昇《乾隆十三年的米貴問題》，收在《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1972)，547～566。

    [4]  《大清會典事例》190：3b～5a。

    [5]  參見《大清會典事例》191：9b～15b，“豐年備儲”項下各條。由康熙十九年(1680)至乾隆十年(1745)，因豐年而撥款買穀存倉之事件，康熙間四次，雍正間五次，乾隆十年以前七次。

[6]  《大清會典事例》191：5a～b。

[7]  同上，191：16a。

士雲又奏請“飭直省嚴核常平倉儲”。[8]這一清查花了四年工夫才得到結果。這就是上面提到的道光十五年各省常平倉實存的總數。當時户部歸纳倉穀减少之原因，有下列諸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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