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這個問題牽涉到的是地方行政效率。例如，在表二列出的例子中，只有曲沃縣在1755年和1756年的出借收回完全清楚，其他則都是含糊的“歷年”數字。也許這是地方志編纂者選擇史料之缺失，但各地方政府的原始資料(如縣册、采訪録等)是否保持完全也是頗有疑問的。除由記録缺陋而反映出行政效率之問題以外，清代各地方之行政效率，既然操之於胥役之手，可能是因地而異或因人而異的。這個問題似可專文討論，在此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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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大清會典事例》276：8a。
[24] 同上，266：2b、12a～b、12b～13a、14b～15a、17a、20a、21b、21b～22a、24a、24b、25a、26a、30b～31a、31b、34a、39b、40a、40b～41a各條。嘉慶以後之蠲免事項見卷二六七。
[25] 同上，276：16b。
[26] 《山西通志》(1892)82：7b～8b。
[27] 《初探》，5～6及《附録二》。
四、常平倉功能之三：賑濟
常平倉的第三個功能是在嚴重災荒時，以倉穀賑濟災民。順治十七年(1660)的規定，除平耀外，又說：“如遇凶荒，即按數給散災民貧户。”[28]積穀以備荒歉引起的周期性波動是政府設立公共糧倉的重點，其道理在《初探》一文中已經討論過了。[29]在此，將略就所掌握的资料來探討在嚴重災荒時，常平倉之賑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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