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平倉穀除用於平耀以調節糧價波動外，另一頊功能是出借給農民作為籽種口糧，以解决一部分青黄不接時農村發生的困難，並達到倉穀出陳易新之目的。一般的辦法是春借秋還，還時加收百分之十的利息(即借一石收息一斗)，歉年則只收穀本而不收息。[21]至於每年出借的倉穀是多少?出借和平糶是否同時舉行呢?官書上没有明確的條款，但地方志中有若干記載。例如，山西陝西有些地方志說，常平倉在穀貴時存七糶三，在價平時存七借三，加一收息，收成在七分以下之年免息。[22]可知，以常平倉穀出借或平糶，大約是各地因時制宜的，總是用每年必需出陳易新的部分(約為儲量的百分之三十)來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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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詳見《大清會典事例》卷二七五。

    [21]  官書申明文規定之記載，見《大清會典事例》276：3a～b，乾隆二年條。

    [22]  山西的《壺關縣志》(1770)4：lOa；《介休縣志》(1819)4：10a；《平定州志》(1882)9：36b；《忻州志》(1747)2：49a；陝西的《咸陽縣志》(1751)3：10a～b，常平條規中亦言及存七出三。

出借的倉穀是否都能如期收還呢?我們從地方志中固然搜集到一些常平倉出借倉穀收息的記録(如表二所列)，這些事件並不算多，而且大部分是發生於乾隆年間。除了這些直接的證據外，若干間接的證據似乎也暗示著，出借倉穀的辦法並未運行得很好。例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一次諭令中說：“……若不如期催領完納，而以舊欠作新領，則出借之項，年復一年，不肖胥役從中影射，日久遂致無著，大非慎重儲積，賑恤困乏之意。嗣後各督撫務當實力奉行，除緩徵州縣外，所有民欠倉穀，令依限還倉。”[23]

    此外，從蠲恤事例中，我們可以看到由乾隆四年至六十年(1739～1795)，蠲免民欠倉穀的事件共十九次，而嘉慶以後，蠲恤事項就不再包括民欠的常平倉穀。[24]顯然，在乾隆年間，民借倉穀就已經常未還倉，故嘉慶六年(1801)就决定：“各省常平倉穀，如遇災歉必須接濟之年，仍查明果係農民，按名平斛面給。其無災年份，概不准出借。”[25]這項决定終止了常平倉在平時發揮借貸的功能，而只能在災荒時救濟貧窮的農民。《山西通志·荒政記》詳細列出嘉慶道光年間以倉穀貸给災民之事蹟，共達十四次，可以佐證上述之决定。[26]

以常平倉穀借給農民，其基本精神與宋代王安石的青苗法是類似的，就是要解决短期農業資金需要的問題。不同的是，在青苗法之下，農民償還貸款必須易穀為錢，無形中更加重了利息的負擔，因此遭受反對而不能實行下去。[27]那麽，清代以常平倉穀出借，借穀還穀，利息亦較宋代青苗法為低，為何還是無法行之久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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