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有减銀二、三、四、五錢之相對措施。[17]值得注意的是，嘉慶七年江西之减價平糶表現出糧價愈高，則减價幅度愈大之情形(由低價至高價，分别是8％，11％，13％，15％)。[18]可見甚至在清代盛世之末，政府仍能適時控制糧價之波動，使之趨於輕微。這正符合我們在《初探》一文中所作的推测。[19]當然，這一時一地之情形是否足以代表整個清代盛世之情形，頗可存疑，而衰世之情况目前更無實例可援，故整個糧價波動如何平抑之問題尚待故宫檔案資料整理完竣後，才能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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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乾隆七年之規定是依乾隆四年蘇撫奏請者，見《大清會典事例》275：6b～7a。至於“不得過三錢”之規定見275：12b；《户部則例》(1865)16：13b，將這些規定併在一條，未註明年份。
[15] 詳見《户部則例》16：12a～15b。
[16] Yeh-chien Wang, "The Seculare Trend of Prices During the Ch'ing Period," Th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Vol. V. No. 2(1972), p. 362.
[17] 《大清會典事例》275：9b，15a～b。
[18] 這些數字是由0．2／2．45＝0．08，……，0．5／3．3＝0．15而求得。
[19] 《初探》，頁12。
至於以常平倉穀平抑周期性糧價波動之實際情形，可以由平糶頻數及所用糧米之來源作一個大概的觀察。根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自康熙三十三年至光緒三年(1694～1877)，經過奏准的平糶事件共計九十七次。這些事件因為都是特别經過奏准，所以可能是代表著常例之外的周期性波動之調節。在九十七次中，標明以各地方常平倉穀平糶者共六十三次，另有六次是由同一省份其他州縣之倉穀撥來平糶。這兩頊合計，則以常平倉穀平糶之次數共為六十九次，佔總平糶次數的百分之七十一。其他二十八次，則或截撥漕糧，或撥款赴豐收之鄰省採買，或撥京通各倉存米，或勸捐集貲購糧，種種辦法皆用以補充常平倉平糶功能之不足。[20]尤可注意者，在咸豐以後(1850年以後)，十五次平耀中僅有六次是用常平倉穀。换言之，在清季，常平倉發揮調節周期性糧價波動之功能已經大不如前了。
三、常平倉功能之二：出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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