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諸種原因看來，常平倉穀之减少大部分是由於歷年動缺而未買補所致。换言之，常平倉制度之運行已經鬆懈。“各州縣玩視倉儲，既不慎重出納，該管上司復不實力稽查”。在盛世時運行良好的制度，在嘉慶、道光年間已漸露衰態。這種倉穀日絀之情形，到了太平天國之亂以後，就更顯出空虚，乃至於連倉廒都根本毁壞不存的實况。

再就各地的情形來看，在資料許可的範圍内僅能得到若干不太完整的圖像。大多數地方志雖然都有倉儲的記録，所記的數字往往只是“額儲”，而其數額又多與官書所記的相同。地方志中保存了幾個時期不同的數字而可供觀察倉儲量變動的州縣並不多，因此，我們所能描繪的僅僅是如圖一至五所示的零碎的畫面。不過，資料儘管不全，這些圖仍有若干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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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嘉興府志》(1879)25：6b～7b。

[9]  《大清會典事例》192：8b～10a。

圖一至五所表示的分别是直隸(河北)五州縣，山西十州縣，湖北五州縣，湖南十縣，以及廣東八縣常平倉儲穀量變動的情形。我們的做法是按各地方志所記的數字，在各時點上點出，然後把各點以直線連上。這樣表現的圖像只能告訴我們一些較明顯的趨勢。圖上所示之州縣，有的存穀多，有的存穀少，但是很明顯地有兩個共同的趨勢：(1)儲穀量的增加大都發生在1800年以前，尤其是在1730～1760年期間；(2)儲穀量的减少發生在1800年以後，特别是1850年以後常發生倉穀用盡的情形。這共同的趨勢與上述全國總儲量增减之勢大抵相合，與《初探》一文中所舉四川各州縣之情形亦頗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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