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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五代北宋地权的集中与分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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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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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粮，赁其田庐，终年服劳，五日休息。罄输所借，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税”[39]。宋初，国子博士李觉也说：“富者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富者益以多畜，贫者无能自存”[40]。
《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也说：宋仁宗以后，“承平寝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
二、土地分散倾向
土地集中的同时，也存在土地分散的趋势。就全国而言，可以说是每时每刻都在土地集中，每时每刻也都在土地分散。此期促使土地分散的主要原因，一是土地买卖，二是分家析产，三是政府的扶植自耕农政策。前两点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秦汉以降，历代皆然。第三点则与唐末五代北宋政府的招携流散、鼓励垦田、官田私田化的土地政策密切相关。下面即就此进行分述。
(一)土地买卖
唐末五代北宋，土地买卖因不再受法律限制，所以地权变动极为频繁。因而有“千年田换八百主”[41]、“庄田置后频易主”[42]之说。在频繁的土地买卖中引起许多争端，诉讼不断。当时的各种诉讼中，有关土地问题的诉讼最为频繁。针对土地买卖引发的各种纠纷，自唐元和六年(811)以后，政府先后发布了许多处理土地纠纷的条令。北宋初年窦仪等在编《宋刑统》时说：“自唐元和六年后来，条理典卖物业，敕文不一”[43]，南宋初年《袁氏世范》说：“宫中条令，惟交易一事最为详备”[44]，都反映了这一现实情况。
地权的流动是多向的：既有地主阶级内部的地权流动，也有农民阶级内部的流动；既有农民的田产向地主流动，也有地主的田产向农民流动。地主阶级内部与农民阶级内部的地权流动，不会影响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占有土地的比重。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地权流动，就会影响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占有土地的比重。论者或曰：“在宋代，由于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土地在土地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甚低，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主要是在地主阶级中的对流，即从甲地主手中转移到乙地主手中”，“贫苦农民(包括佃农)通过购买或其它手段获得土地，上升为地主，只是个别现象。相反，土地的另一种对流，即贫苦农民手中的零星土地被官僚地主、民庶地主所掠夺，则是经常现象”，“总的趋势，则是土地逐渐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45]。我们以为，从一家一户来说，农民购进土地的机率确实要比地主购进土地的机率低得多。但因为农民的总户数要比地主多10倍以上，所以，如果就地主与农民这两个阶级来讲，就因时、因地而异，不能一概而论。
部分客户上升为主户，部分半自耕农家庭上升为自耕农家庭，一些自耕农上升为地主，往往要经过长期的积累的过程。《宋文鉴》卷一○六，吕大钧《民议》就谈到：“为国之计，莫急于保民。保民之要，在于存恤主户，又招诱客户，使之置田，以为主户。主户苟众，而邦本自固”。说明佃农置田上升为主户是完全可能的。
《庆元条法事类》卷四七《赋役门·税租簿》引《赋役令》亦称：“诸县置税租割受簿，遇有割受，即时当官注之(原注：逐户之下结计见管数目，县官垂脚押字。若创新立户，须声说某年月日于某乡里某人户下置到田产立户)，其簿于县令厅置柜收掌，三年一易”。这里所说的“创新立户”，不是指原本就是主户因分家析籍而“创新立户”，而是专指无产税的客户因“置到田产”而“创新立户”。《庆元条法事类》谈“税租割受簿”时，特别讲到无产税的客户因“置到田产”而“创新立户”，也说明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官僚地主与一般地主因破落而出卖土地的事历代都有，唐末五代两宋尤甚。《北梦琐言》卷三就谈到“唐咸通中，荆州有书生号唐五经者，学识精博，实曰鸿儒。旨趣甚高，人所师仰，聚徒五百辈，以束脩自给，优游卒岁，有西河济南之风，幕寮多与之游。常谓人曰：‘不肖子弟有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谓鬻庄而食也；第二变为蠹鱼，谓鬻书而食也；第三变为大虫，谓卖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辈，何代无之’”。而后，此类言论更是屡见不鲜：如刘宰说“吾乡多公卿大夫，有一传而为农，厥后浸微，无以自别于乡里者”[46]；刘克庄说“江浙巨室，有朝为陶朱，暮为黔娄者”[47]；朱熹说“人家田产，只五六年间，便不自问，富者贫，贫者富。少间病败，便多飞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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