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区新增的垦田确实很多。其中的襄州、唐州，真宗咸平(998—1003)年间相继置营田务，不久即罢，景德(1004～1007)中又复，至仁宗天圣四年(1026)九月，又“诏废襄、唐二州营田务，令召无田产人户请射，充为永业。每顷输税五分，诸州所产、耕兵、牛畜并放还本处；廨宇、营房、稛仓悉毁拆入官，其请佃之人愿要者，即估价给之”[74]。这样，襄州408顷营田与唐州170顷营田，就成了“无田产人户”的“永业”。此后，唐州、襄州的地方守宰继续致力于招民垦荒工作。嘉祐(1056～1064)中，赵尚宽知唐州时，就“按视图记，得汉召信臣陂渠故迹，益发卒复疏三陂一渠，溉田万余顷。又教民自为支渠数十，转相浸灌。而四方之民来者云布，尚宽复请以荒田计口授之，及贷民官钱买耕牛。比三年，榛莽复为膏腴，增户积万余”[75]，受到宋仁宗的特别褒奖。唐州泌阳县令王友谅也因“招诱流亡千余户，垦田数千顷”，“与两使职官，令再任”[76]。赵尚宽之后，高赋继为知州，高赋“招集流民自更请射，依乡原例起税，凡百亩之田，以四亩出赋，自是稍稍垦治，殆无旷土”[77]。关于赵尚宽、高赋在唐州组织垦田事，《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亦载：“始，赵尚宽为唐守，劝民垦田，高赋继之，流民自占者众，凡百亩起税四亩而已。税轻而民乐输，境内殆无旷土”。《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27更记：“熙宁元年(1068)六年十五日京西提刑徐亿言：知唐州、光禄卿高赋招两河流民及本州客户开垦荒田；招到外州军及本州人户请过(射?)逃田，又兴修过陂堰，望加恩奖。有诏褒谕”。这里就明确指出：开垦荒田者是“两河流民”与“本州客户”。
在襄州，《宋史》卷九五《河渠志》载：熙宁四年(1071)“十月，前知襄州光禄卿史照言：‘开修古淳河一百六里，灌田六千六百余顷，修治陂堰，民已获利，虑州县遽欲增税。’诏三司应兴修水利，垦开荒梗，毋增税”。说明襄州招民垦荒的工作做得也很扎实。
京西的宛穰一带，《宋史》卷三五三《蒲卣传》记：“宛、穰地广沃，国初募民垦田，得为世业，令人毋辄诉，盖百年矣，好讼者稍以易佃法摇之，卣一切禁止。有持献于权贵而降中旨给赐者，卣言：‘地盈千顷，户且数百，传子至孙久，一旦改隶，众将不安。先朝明诏具在，不可易也。’朝廷是其议。”鼓励垦田的工作也有成绩。
广南一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七嘉祐七年(1062)七月条记：“先是，岭南多旷土，茅菅茂盛，蓄藏瘴毒。(李)师中募民垦田，县置籍，期永无税，以种及三十为田正，免科役。于是地稍开辟，瘴毒减息”，《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亦记：“崇宁(1102～1107)中，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王觉，以开辟荒田几及万顷，诏迁一官”，《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30，元丰“六年(1083)九月十一日知琼州刘威信言：朱崖军土脉肥沃，欲乞委本军除旧系黎人地不许请射外，招诱客户请系官旷土，住家耕作，仍立赏格激劝。从之”。说明广南一带垦田的成绩也不错。
以上事实说明，北宋鼓励民户垦荒的政策还是有成效的。史载：“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78]，其中虽多有溢美不实之词，但其时垦田的较大幅度的增加应是事实[79]。北宋政府鼓励无地或少地农民垦荒的政策虽然不能直接导致大土地所有者分散田产，但可导致许多无地或少地农民获得土地，从而间接导致农民土地所有制比重的增加。
(二)鼓励逃户归业与鼓励无地、少地农民请射、耕种逃户田
唐安史乱中与乱后，对逃户的田业，一般采取既欢迎逃户归业，又鼓励当地无地、少地农民请射逃户田的政策。因为这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矛盾，难以兼顾，所以不同时期的具体措施常有不同。大体上说，如果把希望寄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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