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鼓励垦荒政策

    唐安史乱后，荒芜土地很多，政府的政策是大力鼓励垦荒。如贞元二年(786)，唐德宗鉴于当时“关辅百姓贫，田多荒茀，诏诸道上耕牛，委京兆府劝课，量地给牛”[57]。宝历年间(825—826)，唐敬宗诏令各地优恤客户，“给与闲地，二周年不得差遣”[58]。大中三年(849)，唐收复秦州等三州七关，宣宗诏令：“如百姓能耕垦种莳，五年内不加赋税。五年已后重定户籍，便任为永业”[59]。后唐明宗也曾诏令诸州府营田务“只许耕无主荒田及招浮客”[60]。天福三年(938)，后晋高福曾“明示州府，特降条流，应所在无主空闲荒地，一任百姓开耕，候及五顷以上，三年外即许县事量户科徭；如未及五顷以上者，不在骚扰之限”[61]。天福七年又诏“邓、唐、随、郢诸州多有旷土，宜令人户取便开耕，与免五年差税”[62]。天福十二年，后汉高祖改元赦又规定：“应天下户口夏税见供输顷亩税赋外，一任人户开垦荒地及无主田土，不议纳税”[63]。后周太祖广顺年间(951—953)曾先后颁布《令诸道劝课农桑诏》与《抚恤沿边流民敕》鼓励百姓量力耕垦河淤退滩之地与蒿荒无主之田，规定“不得虚占土田，有妨别户居止”[64]。唐末五代，一些地方政府也致力于垦田，如张全义就使洛阳一带“岁滋垦辟”[65]。

    南方诸国大体上也都致力于招集流散，垦辟荒闲田土。如南唐昇平三年(939)即先后诏令“民有向风来归者，授之田土，仍给复三岁”，“每丁垦田及八十亩者，赐钱两万，皆五年勿收租税”[66]。稍后，吴越钱俶也“募民能垦田者，勿收其税”，据说“由是境内无弃田”[67]。

    北宋初年，荒地很多，政治经济中心的“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68]，其他地区更是可想而知。对于这些荒闲土地，北宋政府一仍以往，鼓励无地或少地农民垦荒。乾德四年(966)闰八月，宋太祖就“诏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令佐能招复逋逃、劝课栽植，岁减一选者，加一阶”[69]。淳化五年(994)，宋太宗颁令，“凡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蠲三岁租，三岁外，输三分之一”[70]。至道元年(995)六月诏：“应诸州管内旷土，并许民请佃，便为永业，仍免三年租调，三年外输税十之三。应州县官吏劝课居民垦田多少，并书印纸，以示旌赏”[71]。至道三年(997)七月，宋太宗又诏令“应天下荒田，许人户经官请射开耕，不许(计)岁年，未议科税，直候人户开耕事力胜任起税，即于十分之内定二分，永远为额”[72]。真宗咸平二年(999)二月诏：“前许民户请佃荒田，未定税赋，如闻抛弃本业，一向请射荒田。宜令两京、诸路榜壁晓示，应从来无田税者，方许请射系官荒土及远年落业荒田，俟及五年，宫中依前敕于十分内定税二分，永远为额。如见在庄田土窄，愿于侧近请射，及旧有庄产，后来逃移，已被别人请佃，碍敕无路归业者，亦许请射。……其宫中放收要用土地及系帐逃户庄园、有主荒田，不得误有给付”[73]。明确规定只有无田业的客户与无地、少地的主户才可以请射系官荒土与远年落额荒田。宋政府关于垦荒不另起租税或从轻定税的许诺后来并没有兑现，从而严重挫伤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但其鼓励农民垦荒的基本政策则始终未变，而且收效显著。

    如京西的唐、邓、襄，汝、蔡一带，《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京西路》即载：“唐、邓、汝、蔡率多旷田，盖自唐季之乱，土著者寡。太宗迁晋、云、朔之民于京、洛郑汝之地，垦田颇广，民多致富”。《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亦载：“唐、邓、襄，汝等州，自治平后，开垦岁增，然未定税额。元丰中，以所垦新田差为五等输税，元祐元年罢之”。说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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