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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五代北宋地权的集中与分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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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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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于秀州崇德县积善乡买水田1000顷⑿。
官僚地主也普遍拥有大地产。如《太平广记》卷499《韦宙》引《北梦琐言》记：“相国韦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积谷如坻，皆为滞穗。咸通初，授岭南节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贪泉之戒。宙从容奏曰：‘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固无所贪矣。’帝曰：‘此所谓足谷翁也’。”韦宙田产多少，很难估计。又如司空图的中条山王官谷庄，“周回十余里，泉石之美，冠于一山。北岩之上有瀑泉流注谷中，溉良田数十顷”⒀。此数十顷良田也仅是司空图田产的一部分。
《武溪集》卷二○《宋故國子博士通判太平州毛君墓銘》记南唐诗御史毛让于庐陵吉水“辟田数百顷”⒁。《旧五代史》卷一三二《世袭列传》载：凤翔节度使“(李)从俨，茂贞之长子也。……先人汧、泷之间有田千顷、竹千亩。”《三水小牍》卷下《郑大王聘严郜女为子妇》条载：“许州长葛令严郜，衣冠族也，立性简直……咸通中罢任，乃于县西北境上陉山阳置别业，良田万顷”。这里所说的“千亩”、“千顷”、“万顷”，虽然都不是确数，但亦可见其占田之多。
北宋时期，官僚地主兼并之风更盛。如宋初王祚(王溥之父)“频领牧守，能殖货，所至有田宅，家累万金”⒂。石保吉(石守信之子)，“累世将相，家多财，所在有邸舍、别墅”⒃。汜县邑酒务专知官李诚也有“方圆十里，河贯其中，尤为膏腴，有佃户百家”之李诚庄⒄。贵戚王蒙正，“持章献太后亲，多占田嘉州”⒅，“侵民田几至百家”⒆。由于其时官僚占田甚多，以至于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侍御史田锡于奏议中惊叹：“近畿阛阓之间，悉大臣资产之地”⒇。北宋中后期，官僚地主兼并之风更甚。仁宗朝秘书省著作佐郎陈氏于湖州长兴“有田数千亩”[21]。范仲淹“于姑苏近郭买良田数千亩，为义庄”[22]，李师中亦于宋州郓县“买田数千亩刊名为表，给宗族贫乏者”[23]。范仲淹、李师中仅其所置“义庄”就达“数千亩”，其全部田产自然更多。英宗、神宗时期，“比部员外郎郑平占籍真定，有田七百余顷”[24]。北宋末年，大官僚朱劻的家产被籍没时，更是“田至三十万亩”[25]。整个情况即如袁燮所说“吾观今人宦游而归，鲜不买田”[26]。
非身份性地主占田情况少见记载，偶见一些事例，其占田有的也很可观。如《三水小牍》卷上记：咸通(860—874)、乾符(874—880)间，汝坟编户卫庆耕田得大珠，遂“垦田二千亩，其丝枲他物称是，十年间郁为富家翁”。徐*[火+勃]《雪峰志》卷八《舍田宅为梵宇遗嘱》记，咸通十一年(870)，蓝文卿舍“庄田二十所”，面积不详，从其用谷种2585．5石，岁收租米10100石看，所舍土地应在100顷上下。宋初，应天府楚丘李迂“有田百余顷”[27]。昭州妇女莫荃，“创上腴田数百顷，水竹别墅亭阁相望”[28]。宋真宗时，潭州长沙胥偃“有田数十顷”[29]。淄川蔡元卿也“有田数十顷”[30]。王镐于鄂县附近，有“美田百顷”[31]。宋仁宗时，世居于雍的王氏，有“并郭善田数百顷”[32]。徽宗时期，河中永乐姚宗明家族“有田数十顷”[33]。两宋之际，婺州永康吕師愈“有田近数千亩”[34]。淮东土豪张拐腿“其家岁收谷七十万斛”[35]。
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同时必然是一部分小土地所有者出卖土地，乃至贫穷破产。据唐贞元年间东京昭成寺僧朗谷果园庄地亩幢，贞元二十一年(805)，东京河阴县僧朗谷(今河南省荥阳桃花峪)昭成寺果园庄共买地386亩，使昭成寺僧朗谷果园庄占田增至1791．5亩。其中有一段碑文就记载原土地所有者卖地原因：“地一段拾亩，东胡鍼，西河，南苏谦，北河，是买，地主逯保，债，保人逯润；河曲地一段十亩，东胡后，东昭成寺，南寺田，北官河，卖地主胡鍼母钊难辛卖；地一段拾贰亩，在河坎，余地并在河中，是买，东周琳，西至河，南寺田，北官河，地主逯保债卖；山原地一段五十亩，是买，地主张洽、弟謹父亡卖”[36]。敦煌出土文书也有类似记载，如未年(827)上部落百姓安环清“为突田债负不办纳输”[37]，卖地10亩；天复九年(909)，安力子“为缘阙少用度”，卖地7亩[38]。
土地兼并加剧，贫富悬绝，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中唐陆贽就说：“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咨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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