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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买地券的实质、渊源与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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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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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论者或引此以证汉代畿内(西汉长安、东汉洛阳郊区)土地价格昂贵。然东方朔所言实颇可怀疑。《汉书》卷七二《贡禹传》记元帝时贡禹上书自称：“臣禹年老贫穷，家訾不满万钱，妻子糠豆不赡，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亩。陛下过意征臣，臣卖田百亩以供车马。”贡禹为琅琊人，拥有一百三十亩地，价值不到一万钱，虽然所言不尽切实，但总比东方朔之言要可靠些。居延汉简中至少有两条财产登记的材料。一条记述了礼忠的财产，他有五百亩土地，一所宅院，三个奴婢，以及牲畜和车辆，价值十五万钱；另一条是徐宗的财产，他有五十亩地，一所宅院，两头牛，价值一万三千钱(参阅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0页)。虽然琅琊与居延地区的地价肯定要比畿内低得多，但似也不至有上百倍的差别。因此，东方朔所言“亩一金”不可尽信。如果琅琊、居延地区的地价不过每亩百钱的话，洛阳郊区的墓地(不当是良田)无论如何，似也不当高达每亩三千钱；即便是一千五百钱，也是过高了。更重要的是，偃师县所出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汉侍廷里父老俾买田约束石券》记左巨等敛钱“共有六万一千五百，买田八十二亩”，则亩价为750钱(黄士斌：《河南偃师县发现汉代买田约束石券》；宁可：《关于(汉侍廷里父老俾买田约束石券)》，均见《考古》1982年第12期)。偃师县与上述河南、平阴、雒阳县同属河南尹，距雒阳甚近。左巨等所买田地即使处在丘陵，也不应当比墓地价格更低。
③ 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第81页。
北宋陶穀《清异录》卷下“土筵席”条云：“葬家听术士说，例用朱书铁券，若人家契帖，标四界及主名，意谓亡者居室之执守。不知争地者谁耶?”仔细研读上引诸买地券，则知“争地者”正是田中伏尸，以及我们在后世买地券中常见的“外姓他鬼”。买地券既由“亡者居室之执守”，那么，它应当是亡人与鬼神之间订立的契约，其买地人固然已经亡故，卖地人及见证人也都是早已亡故之人，亦即鬼魂，而不是生人①，很可能就是指与亡人墓葬相邻的墓主。其中卖地人的墓地当与买地人所买墓地最近，很可能也是买地人墓地附近较大的墓地②。殁亡人之所以要向卖地人购买墓地，目的乃是向卖地人求得冥间的承认与保护。券文中的见证人，亦即所谓“旁人”，正反映出见证人的墓地也在买地人墓葬之“旁”③。至于券文所记墓地四界，若孙成买地铅券之所谓“田东比张长卿，南比许仲异……北比张伯始”之类，或以为孙成所买墓地与张长卿、许仲异、张伯始之田相邻(其中张伯始即卖地人)，如果考虑到买卖双方的亡人身份，那么，这些与之相邻的人，也很可能都是亡人。换言之，券文所记与所买墓地相“比”者，当是与之相邻的墓地。扬州甘泉山所出熹平五年(公元176年)刘元台买地砖券谓刘元台墓地“东与房亲、北与刘景□为冢”，显然是分别与房亲、刘景□之墓地为邻，更为此点认识提供了直接证据④。晋太康五年(公元284年)杨绍买地砖券记墓地之四至称：“东极阚泽，西极黄滕，南极山背，北极于湖。”杜春生《越中金石记》卷一于此券跋语称：
莂文有“东极阚泽，西极黄滕”之语。考《三国·吴志》有《阚泽传》，泽字德润，山阴人，官至太子太傅。兹谓冢地东至泽墓，西至黄滕，两姓之界，非地名也。
亦说明汉代买地券中常见之“东比某某、西比某某”，当是指东、西与某某墓地相邻，而绝非指所买墓地与某某之田地为邻。
因此，买地券虽然是随葬明器，并非实在的土地买卖文书，但却是“实在的冥世土地买卖契约”。换言之，买地券所涉及的买卖双方、见证人均为亡人，只不过有后亡、先亡之别；买卖的对象——墓地所有权是冥世所有权，而非现世所有权，其田亩面积亦仅具冥世意义，而没有现世意义，也就无须亦不可能与现世实际墓地亩数、面积相对应；买卖所用的钱也是“冥钱”，而非现世之“钱”，因而其价格、总值也是冥世价格与总值，与现世之土地价格并无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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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弄清楚卖地人也是亡人之后，我们就容易理解房桃枝买地券中的大女房桃枝何以特别向“大女赵敬”买地了。显然，大女赵敬的墓与房桃枝的墓相邻近，后亡的房桃枝向先亡的赵敬寻求在冥问的保护，正是身为大女的房桃枝向大女赵敬买地的根本义旨与原因。
② 武孟子父子所买墓地之北、西、南三面均与卖地人陈少卿墓地相邻，孙成墓地北邻卖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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