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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买地券的实质、渊源与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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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4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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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这两件墓券，所记买地时间、地点均与上引王末卿、孙成诸券相近，基本上属于同时同地之物。钟仲游妻券比上述大部分典型的“甲型买地券”(除《武孟子买地玉券》之外)都要早，王当父子券亦比樊利家、房桃枝二券为早，又如何能说是由甲型买地券过渡而来?
前人据以判定镇墓券(或吴天颖先生所谓“乙型买地券”)之有别于买地券(或吴天颖先生所谓“甲型买地券”)的主要标识有三：
一是土地价格极度夸张。钟仲游妻券所记买地总值为九万九千，显然是夸张虚拟的价格。然如上所论，买地券所记土地价格既属“冥世”价格，则其数量之多少并无本质之区别。而且上引王末卿诸券所记土地价格与总值多以三千、五千、九千、万为称，以及扬州甘泉山所出刘元台买地砖券谓刘元台墓地“贾钱两万”，很难说就不是虚数。①《会稽冢地刻石》所记建初元年(公元76年)昆弟六人共买山地，总“直三万钱”，也很难确定必是实际价格数②，则买地券所记土地价格与总价并无“由实趋虚”的演变过程，其数目在当初即为虚拟，只不过虚拟之数逐步“由小到大”、夸张程度越来越大而已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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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当买地铅券所记王当等共买地十亩，贾直钱万，则亩价千钱。如果看作是实际土地价格，则与上述王末卿诸券可比，亩价相差甚大。我们认为，这里的十亩、万钱，都是虚拟的冥世田亩数与冥钱数，并非实指。
② 《金石续编》卷一。《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三作“大吉买山地记”；拓片现藏国家图书馆，见前揭《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拓本汇编》第一册，第27页。《金石续编》引洪颐煊《平津读碑记》云：“汉人造作，必记其所直之数，如《武氏石阙铭》：‘造此石阙，直钱十五万；作师子，直四万。’盖其风俗然也。”然此类造作所直之数，看来亦多夸饰，非实际所直之数也。虚夸其值，盖亦“其风俗然也”。
③ 后世买地券所记买地价格也并非一味夸大，也有数目较少者。如南京北郊郭家山东吴纪年墓6号墓所出东吴永安四年(公元261年)买地券谓所买冢地“雇(当即‘贾’)钱三百”；7号墓所出买地券则谓所买冢地“雇钱五百”(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北郊郭家山东吴纪年墓》，《考古》1998年第2期)。南京幕府山两座五凤元年(公元254年)墓葬所出砖地券也都说所买冢地“雇钱三百”(南京市博物馆：《南京郊县四座吴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显然，这里的五百、三百都是虚数，不能因为其数目较少即视为实数。同是东吴时期的买地券，安徽南陵县麻桥东吴墓所出赤乌八年(公元245年)铅地券即称“萧整从无湖西乡土主叶敦买地四顷五十亩，价钱三百五十万”(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南陵县麻桥东吴墓》，《考古》1984年第11期)；神风元年(公元252年)“会稽亭侯并领钱塘水军绥远将军买地莂”也称所买冢地“直钱八百万”(此券现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录文见前揭仁井田陞《中国法制史研究(土地法·取引法)》，第422页)。显然，不能据买地券所记冢地价格数目的大小来判断其虚实——在我们看来，无论买地券所记土地价格数目多少，都是虚数，而非实际价格。
二是卖地人不再有具体姓名，而变成执掌土地的土公、鬼神。王当券中的卖地人为左仲敬，与上述武孟子诸券一样，有具体的卖地人姓名①；钟仲游妻券则未记卖地人，但由其知会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等地下官吏观之，卖地人很可能是地下鬼神。而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二月“五风里番延寿墓莂”则称：
元年，九人从山公买山一丘于五风里，葬父马卫将，直钱六十万，即日交毕。分置券台，合莉大吉，立右。建宁元年二月朔。有私约者当律令。②
卖地人即为“山公”。至三国时，买地券所记卖地人更逐渐明确为地下土神。吴黄武四年(公元225年)浩宗买地砖券所记卖地人是东王公、西王母，见证人是“雒阳金僮子”③。武昌任家湾113号墓所出黄武六年(公元227年)铅地券之卖地人为“主县”，当为地下主吏；见证人为“东王公、西王母”④。神凤元年(公元252年)“会稽亭侯并领钱塘水军绥远将军买地莂”中的卖地人为“土公”，见证人则为“日月”、“四时”⑤。显然，卖地人与见证人逐步由“土公”、“主县”、“东王公、西王母”之类地下土神取代了原来具体的亡人鬼魂。然究其实，向亡魂买地与向地下土神买地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向鬼神买地，其性质是一致的。据此判定镇墓券(“乙型买地券”)在性质上不同于买地券(“甲型买地券”)，并无说服力。
三是在原有土地契约主要内容的基础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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