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六年（６３２）突骑支遣使贡方物，复请开大磧路以便行李，太宗许之。自隋末罹乱，蹟路遂闭，西域朝贡者皆由高昌。及是，高昌大怒，遂与焉耆结怨，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

丝绸之路经河西走廊出敦煌后，西方去有两条道路可循：一般来讲，向西过白龙堆后入焉耆（即大磧路），可直上高昌皆便捷但要过大片沙磧，路途多艰险；故大多数情况下，商客往来，多绕开大磧路，北上伊吾，折而入高昌；或者直接进入高昌，图的是旅途更为安全。丝绸之路是在经过历地界，决定了通过该地区人流和物流的大小，直接影响到该地区从丝绸之路贸易中获利份额的多少。北朝末年“大磧路”未闭，丝路贸易正当盛时，焉耆和高昌的双边贸易往来相当频繁，摩擦亦相应增多。龙遮之奈作为提婆锦的提供者，逃不脱“藏锦”同谋，即非法交易者的干系。不过，有疑点在：若是同谋，龙遮之奈为何未被罚以“出臧钱”。
　　握广延，其名字前冠以“商胡”，这等于贴上了粟特人的标签。“延”是粟特男性人名的典型词尾，有荣典、礼物之意，古波斯语作yana-。[20]握广延从龙遮之奈处得到提婆锦，以“作从”参与“藏锦”，被都官罚以“出臧钱”。从锦的流向上看，握广延处在末端，因觸犯了相关的法律受到惩处。如按正常交易，握广延在得到提婆锦后或直接进入市場，或通过关境后再运往其它国家或地区进行交易。而在这个环节上，高昌国及其政府可以获得的最大利益就是税收――市易税或过境税，握广延所要逃避的也正是税收，这是笔数额不小的税收。然而他触犯了法律，所以受到都官“平钱”，“出臧”处罚。在这里，龙遮之奈虽然为握广延提供了货物，但并未触犯逃避税收的律条，故免于受到都官的惩处。

三

　　通过对都官臧钱文书的分析，结合其他有关资料，可以对高昌麹氏王朝时期的以丝织品贸易为主的对外贸易问题进行如下的讨论。
　　首先，通过对住市交易的讨论，则很自然地联系到麹氏高昌对外贸易的各种形式问题。高昌不仅参与商品从生产国向消费国运送的转口贸易，以转口贸易为主，同时兼营直接、间接的进出口贸易。
　　高昌居丝绸之路的中段，是东西方之间进行交往的必经之地。汉代以前，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交往大多采取朝贡方式，高昌并未参与其中。晋代以后，东西方交往进一步扩大，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经济往来已经突破了原来那种单一的模式，随着实质性的国际贸易内容的注入，高昌也逐步参与到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从臧钱文书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在高昌所进行的对外贸易中，即包括将高昌以外地区加工的丝织品（如提婆锦和龟兹锦）输入本地市場销售的进口贸易，也包括将本国生产加工的丝织品运往他国调进销售的出口贸易，这其中包括本地加工的产品（如高昌所作黄地龟兹锦）和外国工匠在高昌加工后外销的产品。这两种形式的贸易有时是同时通过一方、一次完成的，例如《称价钱》中的商人，既是卖方，又是买方。不过估计在高昌，进口、出口和过境、三种贸易形式中，第三种贸易，即过境贸易的额度要大一些。由于受地小人多因素的制约，高昌的出口贸易以加工产品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有形产品的贸易也带动了诸如储运、译语、驿馆接待及相关服务行业的兴起，随着有形贸易的逐渐成熟，高昌的无形贸易也随之发展起来。6世纪中后期，高昌的对外贸易日臻成熟和完善。
　　其次，我们发现，丝织品贸易中也多以银钱作为清偿工具，臧钱文书中的平（银）钱出臧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并不排除各种交易中其它支付手段的存在，如叠、锦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货币至少是高昌商贸活动中的主要支付手段，充分体现高昌高度商业化的特征。从粟特胡商在丝绸之路上的活跃程度以及高昌、敦煌等地粟特聚落的存在来看，流通西域的通货以粟特地区流通的银币为主。[21]丝绸之路贸易中流通的银币，显然已经超出了地方货币的职能，它作为一种国际货币在丝绸之路贸易中流通。高昌作为该贸易网中的一个站点，因其流通货同整个贸易网络的一致，为丝绸之路的大贸易圈所兼容。6世纪以后，高昌本体社会的商业化趋势已很明显，又处在一个西连西域诸国、中亚西亚地区，东接河西走廊，直通内地的大商业贸易圏中，这种趋势又带着明显的国际商业化的色彩。
　　第三，巨大的商业利益吸引各地的商人贩客云集高昌，使高昌的商贸活动日趋繁荣与活跃，与此同时，可观的商业利润也驱动着商业不法行为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臧钱文书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高昌政府对商业不法行为有一套行之而有效的办法和相应的制裁措施。无疑，建立规范的商业秩序、营造良好的内部和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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