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蠕蠕（即柔然）扶持阚伯周为高昌王，至高昌旧人弑杀马儒立麹嘉为王，无不反映出高昌国人，特别是上层人士对北方民族政权的仰仗，此种情势，在内地局势混乱、统一政权趋于崩溃时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北方游牧民族所以对高昌国百般扶持，正是出于看好高昌国从丝路贸易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并欲借助其“税收站”的特殊地位而从中牟取自身利益的企图。《隋书·高昌传》云：

　　伯雅先臣铁勒，而铁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

一个“恒”，一个“重”，足见高昌这个税收大户在北方民族政权的经济天平上的份量。既要维持住与北方民族政权的这种关系，又要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致因“税之送于铁勒”而受到太大的损害，高昌政府必须采取相应的税收措施以平衡两端。
　　高昌政府向胡商征税的税目不见史载，吐鲁番文书中所见保留下来的税目有“称价钱”，这是胡商向高昌政府交纳的一种的商税。古代向商人所收税种有过境税和住税之别。[17]所谓过境税，《隋书·食货志》有云：晋室渡江以后：

　　又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並十分税一以入官。

所谓住税：

　　其东路无禁货，故方山津检察甚简。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

关于住税税率：

　　凡货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劵，率钱一万，输估四百入官，卖者三百，买者一百。无文券者，随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为散估。

无论输估、散估，住税税率皆为“百分收四”。据《高昌内藏称价钱账》“二人边得钱”语，有文章疑二人中一人为买者，另一人为卖者，内藏从买者和卖者两人处收税，与上述“输估”、“散估”的收取方式相同；交易中又见有买进卖出的活动进行，根据上述两点，本文以为，内藏所收称价钱为住市税无疑。高昌市易税及其征收办法，史籍无载。高昌的统治阶层三部分来自河西，决定了高昌的各项制度大多采自河西，而河西制度实则魏晋系统本土化的产物，易言之，高昌之制度采于河西而本于魏晋。就市易制度而言，高昌当地的状况与东晋南朝的状况应相去不远，这是因为，高昌的社会经济形势类似于南朝之状况。南朝与北朝之社会经济国家财政之差异，陈寅恪先生有云：“北朝俱有均田之制，魏、齐、隋、唐之田制实同一系统，而南朝则无均田之制，其国用注重关市之税．．．．．．魏书六十八甄琛传所云：（世宗时上表曰：）‘今伪弊相承，仍崇关鄽之税，大魏恢博，唯受谷帛之输。’南北朝社会经济国家财政之差异要点，甄琛之数语足以尽之矣。”[18]高昌本车师旧地，地窄人稀。自河西汉民陆续移居以后，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可供农桑的土地十分有限，则其国家财政税收必倚重于关市之税。从称价钱的收取上，可以看出高昌的商业税率不低。[19]
　　至于税收的征收办法，据《周书·高昌传》，高昌“賦税则计输银钱，无者输麻布”。包括田地租税在内的各种税收大部分以银钱支付，在商贸活动中，更是以银钱作为清偿工具来支付商业贸易的税收，上述“称价钱”等文书所反映的情况证明了这一点。据《隋书·食货志》：“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所谓“西域金银之钱”是指在西域流通的钱币，而所谓“西域”，应当是广义上的，其范围包括葱岭以外的地区，诸如粟特等地。高昌为丝绸之路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贸易港，促使丝路贸易更加活跃；反过来，这种活跃的国际贸易往还又激发了高昌的手工业、商业的活力，从而一方面为高昌的商业及其他领域的高额税收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纳税商逃避高额税收提供了温床。
　　高额税收的结果势必加重纳税人的负担。臧钱不是税钱，却与税收有关，它是由高额税收派生出的一种结果。臧钱文书的当事人中，龙遮之奈与握广延出现多次。龙姓为焉耆王姓，焉耆人多姓龙，来高昌的焉耆龙姓人大多出现在高昌国时期，其中有延昌年间在高昌当地主持修建石窟的画匠或工匠，有高昌延和至义和年间租种桃（葡萄）田的种田人，高昌国后期的龙姓人，其身分已经与高昌的乡里百姓一样，负担“剌薪”的义务。臧钱文书中张阿苟和握广延所藏提婆锦均来自龙遮之奈，龙遮之奈是锦的提供者，还是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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