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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官文书中的“臧钱”与高昌对外贸易中的几个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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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1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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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上奏者，其中阿斯塔那４８号墓共出八件高昌延昌二十七年兵部条列买马用钱头数奏行文书（《文书》第三册，第７３－８８页）（以下简称《兵部奏文》）保存得最为完整，其奏文的例行格式、文字可供参比。按《兵部奏文》的格式，“甲午岁”之后当为“某月某日都官奏”。第２行仅余“长史”二字。高昌文书见长史衔者，本件为一例；另二例分别见于《高昌章和十一（５４１）年都官交河郡等为失奴事》（《文书》第二册，第２８页）、《高昌义和二年（６１５）都官下始昌县司马主者符为遣弓师侯尾相等诣府事》（第四册，第１７２页）。后者都官不具长史衔，贯将军号，称“凌江将军兼都官事”。将军兼领都官事之署衔还见于一件碑铭资料，《麹斌造寺碑》碑阴所刻高昌建昌元年（５５６）麹斌施产造寺时所订立的契约，[2]契约之末附题名，自高昌王以下重要职官均在题名之列。诸部主事官皆具将军衔。将军为所領銜号，都官是所任职事。将军兼领诸部事外，紧接诸部主管官后，还见将军差任诸部司马，如《麹斌造寺碑》所见“□威将军都官司马高”，奏文签署所以才有了“长史××将军领（或兼）×部事”和“××将军××司马”的职衔。据此，第２行“长史”之后可补“××将军领××事”。第３行补足“虎牙”，虎牙（或书作武牙）为高昌官制中等级最低的一个将军号，[3]虎牙后补“将军××”无疑。高昌奏行文书末尾有两组官员签署，一组签署于例行文字“谨案条列……列别如右记识奏诺奉行”之后，一组签署于年月日之后，第一、二件的签署显系后者。
第四件与第六件所见签署属于前者。第四件第２行“奉”之后补“行”。第３－７行的签署官员之头衔，可据《兵部奏文》官员签署的例行顺序补足，分别为“门下校郎”和“通事令史”。第５行“索”下原缺，据第六件签署官员人名补“斌”。
唯第五件的性质不甚明了，从保留下来的文字看，很难确定其中官员的签署属于“谨案条列”之类例行文字之后的签署，还是年月日之后的签署。当然仍有线索可寻，一个是上面提到的“索斌”也出现在签署的人名中；另一个是第５行中的“九日”，它保留了年月日的一部分，但问题也出在这里。据《兵部奏文》的例行格式，年月日均提行书写。先书高昌纪年，再书干支，后具月日。八件兵部买马奏文的年月日均按此程式书写，无一例外。然第五件都官残奏无年月，仅存日期，且提行书写。例外还是另有原因原因。《文书》示此文书前缺、后缺，部分上残（第５、６行除外）、下不残。照此推算，上残部分有限，若以第５、６行为准的話，各行上缺部分不过３，最多４个字，不会有误。如果我们根据人名“索斌”的线索，认为此件的押衔签署与第四、六件属于同一系列的话，上缺部分正好是诸官的官衔，而且以四字的为多。也就是说，押衔签署顶格或者还需要换行书写。到目前为止，尚未在奏文中见到过日期顶格书写的例外，亦未见联衔签署顶格或换行书写的例外。先行假设本件按通行的格式书写，那末，第５行“九日”上还有纪年、干支和月份的行文。若本件纪年为“延昌十四年甲午岁”的话，“九日”之上加上月份至少还有１０个字，换句话说，第五件文书的上缺部分远比现在要多。如果假设成立的话，其它诸行的上缺文字也就有了各自的着落。以第１行为例，“索斌”的官衔是通事令史，按通例，奏文中的官衔均低４－５格开始书写，文字的间隔也较其它文字的间隔稀疏。总共算下来，“索”字之前大约可以写得下１２－１４个字，与第５行“都官”前的字数约略相当。我们知道，８４号墓的文书是从死者的纸鞋上拆下来的。高昌地域小“平章录记，事讫即除，籍书之外，无久掌文案”，[④]虽是公文，入墓时已被当作废纸。我们认为，第五件文书在入墓时已被拦腰剪断，上部残缺。经仔细查对图版，第五件与第一件的纸质、纸色完全相同，第五件上缘与第二件下缘对接后各行文字可通读。对接顺序为：第二件的第１行与第五件的第５行对接，对接后通读为：“延昌十四年甲午岁□□□九日都官奏”，（对接后的行数以第五件为准）中缺部分补“×月×日”。第一件的第２、３行分别与第五件的第６、７行依次对接，对接后第６行通读为“长史□□□□□都官事麹暄”，中缺部分补“××将军领”。第７行通读为“虎牙□□□□司马巩□”，中缺部分补“将军都官”。以上诸行对接后的行文与奏行文书的例行文字，包括年月日和官员的签署均吻合，证实我们的假设是成立的。对接后除第一行已补足外，第二行中的马姓官员与第三行中的楊姓官员的官衔亦可补上，同为“通事令史”。经拼接，复原后的部分文字见补足后的全方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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