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书·武帝纪》所载武帝建元元年夏四月诏来看，这条律令又被称作“受鬻法”：

　　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然则于乡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为复子若孙，令得身帅妻妾遂其供养之事。

武帝说“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显然指的是《二年律令·傅律》的规定。武帝诏不提文帝元年所具养老令，反而提《二年律令·傅律》的律条，表明文、景修订法典时并未将文帝所具养老令编辑入律。之所以如此，大概是文帝所具养老令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难以长期实行吧。
　　此外，还应该特别注意到的是，汉代法律在经历了惠、吕、文、景、武五朝的不断补充、完善后，法典体系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正律、旁章、令、比的法律载体形式，汉王朝治国的基本思想和方略大都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得以体现，因此，武帝以后法典修订的频率、规模、形式都无法与此前相提并论。那么，汉代法典体系是如何形成、有什么特征呢？

五、汉代法典体系的形成

　　汉代法典的主要存在形式（或者说汉代法律的主要载体形式）和规模是在汉武帝时期基本形成的。汉代法典体系的形成亦因此分为两个阶段，武帝及以前是汉代法典的形成期，武帝以后则是汉代法典的成熟、稳定期。两个时期法典的编纂、修订方式亦因此各具特色。
　　根据《晋书·刑法志》[48]及其他文献，可知汉代法典主要以以下几种形式存在：律、令、比。律分正律、旁章，正律指萧何所作九章律，旁章包括叔孙通作傍章十八篇、张汤作《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作《朝律》六篇。[49]正律的说法虽然首次出现于《晋书·刑法志》，因此有可能是后人总结汉律特征而提出的，但是，从叔孙通将编纂的礼仪十八篇称之为“傍章”，以及文颖将九章律称为“律经”，可以看出这种说法并非没有现实根据。萧何作九章律的具体时间不详，大约在高帝五年统一天下后不久。萧何九章律由于主要是“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50]因此花费时间应该不是很长。关于叔孙通作傍章事，程树德根据《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叔孙通》的下列记载：

　　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谓叔孙生曰：“先帝园陵寝庙，群臣莫（能）习。”徙为太常，定宗庙仪法。及稍定汉诸仪法，皆叔孙生为太常所论著也。[51]

认为“是通作傍章在惠帝时”。[52]《晋书·刑法志》载武帝时张汤作《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汉书·刑法志》等文献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张汤作《越宫律》、赵禹作《朝律》，但是，亦记载了他们在武帝期间曾条定法令，如《汉书·刑法志》载：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53]

“条定”法令意味着对法令进行了增删、编辑。[54]根据《史记·酷吏列传·赵禹》：“今上时，禹……至太中大夫。与张汤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得相监司。用法益刻，盖自此始。”《史记·酷吏列传·张汤》：“武安侯为丞相，征汤为史，时荐言之天子，补御史，使案事。治陈皇后蛊狱，深竟党与。于是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大夫。与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可知，张汤、赵禹修订法典是在他们任太中大夫期间。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下》，赵禹从中大夫迁至中尉是在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张汤从中大夫升至廷尉是在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因此，他们一定是在元光六年前完成律令修订的。田蚡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为丞相，征张汤为史，张汤因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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