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至战国，竞任威刑，以相吞噬。商君以《法经》六篇，入说于秦，议参夷之诛，连相坐之法……汉祖入关，蠲削烦苛，致三章之约。文帝以仁厚，断狱四百，几至刑措。孝武世以奸宄滋甚，增律五十余篇。宣帝时……于定国为廷尉，集诸法律，凡九百六十卷，大辟四百九十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比，凡三千四百七十二条，诸断罪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后汉二百年间，律章无大增减……晋武帝以魏制峻密，又诏车骑贾充集诸儒学，删定名例，为二十卷，并合二千九百余条。

后文将论《魏书·刑罚志》的上述记载存在很多问题，它说“孝武世以奸宄滋甚，增律五十余篇”，虽然亦与史实相距甚远，但是，它所反映的武帝时期律篇有较大的增长却是事实。根据以上材料，可以确定自武帝元光五年或六年张汤、赵禹完成《越宫律》、《朝律》的编纂后，汉律篇再也没有增加，汉律典的基本构造至此基本成型，此后历朝的修订主要是针对具体律条的。
　　前引《汉书·刑法志》表明，至迟到宣帝即位时法典的规模已达到“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的规模，其后文又说：

　　宣帝自在闾阎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史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语在温舒传。上深愍焉，乃下诏曰：“间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鞠狱，任轻禄薄，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于是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后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狱刑号为平矣。时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听，虽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听怠，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宣帝未及修正。

宣帝时郑昌曾上书建议宣帝删定律令，但“宣帝未及修正”。这与前引《魏书·刑罚志》的记载相矛盾。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认为《魏书·刑罚志》本于《汉书·刑法志》，由于《汉书·刑法志》上述记载记在宣帝前，因此不可能是于定国所集，从而否定了《魏书·刑罚志》的说法：

　　按《汉书》卷二三《刑法志》云：“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当即此《志》所本，然记于于定国为廷尉前，非定国所集。《汉志》大辟四百九条，此志“九”下多“十”字，疑衍。又《汉志》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条，此志“万”作“凡”，疑亦音近而讹。

我认为《魏书·刑罚志》此段记载除了本于《汉书·刑法志》外，可能还参考了《晋书·刑法志》或其它本子，如其关于“凡九百六十卷”、“诸断罪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的说法，与《晋书·刑法志》“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55]。世有增损，率皆集类为篇，结事为章……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天子于是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的说法极为相近。但《晋书·刑法志》所说906卷不单指律令，还包括章帝时司徒鲍昱所撰《法比都目》，所说“诸断罪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指的是魏律之前东汉末期的法典规模，又与《魏书·刑罚志》所指不同。《汉书·刑法志》下文载成帝时法典情况时说：

　　至成帝河平中，复下诏曰：“……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自明习者不知所由，欲以晓喻众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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