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规根据刑罚、非刑罚的观点分类编纂；
　　(二)全部律或者令，作为单一不可分的法典（律典、令典）编纂施行。具体地说：
　　1）律典、令典在一个时期分别只存在一部，而且不存在该律典令典中不包含的以律、令为名的法规。因此，以律令为名的全部法规，同时制订、同时废止。其数量，在律典、令典编纂之际，可以通过总计几篇、几百几十条的方式正确地数出。
　　2）制订出来的律典、令典即使被废止，也不加以部分地变更。如果确有改正的必要，也要采取编纂新律典、令典而废除旧律典、令典的形式。

他将上述特征与汉代进行比较，说:

　　上述作为律令特征的诸点，在汉代的律令中，一点也尚未具备……首先是魏律，开始作为具有上述（二）的特征的法典的律而出现。跟随其后的，特别是由于令的完备，而创造律令体系的最初形态的是晋律令……

他认为“归根到底，律不能部分修改——修改就必须完全另起炉灶——的意识，在汉代尚未出现。”汉代法典和单行法之间不存在形式上的区别。《九章律》被称作法典，完全是因为其内容网罗了重要法律领域的基本事项和内容。“这件事，以及《九章律》制订的过程，可以使人联想到与魏律开始的后世律典的不同，即萧何与魏律时期的陈群、刘劭的不同。萧何并非特别地接受法典编纂之命乃至自觉担当起这个任务，并在草稿完成后划定一个日子实施新法典，而是被高祖委以内政，在处理日常政务的过程中，适应当时的需要，在多方参照秦制的同时，整理各项法律制度——由于萧何的这项功绩，构筑了有汉一代法律制度的基础。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九章律》岂不是逐渐生成的吗？因此，从盗律到厩律的九篇被特别称为‘九章’的‘正律’、‘律经’，与现代的我们称呼‘六法’同样，并没有任何公权起源的因素，而是由法律家之间习惯叫出来的吧。”《九章律》的记载只见于《汉书·刑法志》，不见于同书以及《史记》的《高帝纪》、《萧何传》，“我认为这说明《九章律》的诞生并未联系到什么显著的事件，而是一个渐成的产物。因此在中国，严格意义上的法典编纂，或许可以说是从魏律开始的。”[22]
　　然而，滋贺秀三先生的上述论断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认同和重视。相对而言，前揭陈梦家先生关于“律虽代有增易，但在基本上是不变的法则”的看法影响更大，这可以从前揭张建国先生将此作为反驳《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律令的一个重要根据看得出来。有的学者甚至提出汉代第一次统一的律令整理始于宣帝之世。
　　以上对截至目前为止的汉代律令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以往学界在上述四个方面认识上的差异和分歧，充分反映了汉代律令情况的复杂。这种复杂究其根本是我们可资利用的资料严重稀缺造成的。因此，《二年律令》的出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将西汉初年的律令情况以前所未有的丰富状态呈现在我们面前，为我们考察汉代律令情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假如我们可以认定《二年律令》的性质，认定它是否是吕后二年修订的法典，很多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我们对汉代法律体系的认识也必然因此更进一步。

二、《二年律令》诸律令制作年代考

　　关于《二年律令》中诸律令的制作年代，以往学者多有论及。目前已经清楚的，如《具律》简82、83制定于惠帝即位（公元前194年）五月，《具律》简85应制定或修订于吕后元年或二年，[23]《秩律》简450制定或修订的时间为高帝晚年或惠、吕时，[24]此外，我在下文还将证明《钱律》简201—208制定于吕后二年，《贼律》简1—2修订于吕后元年，《津关令》的颁行不晚于高帝十年（公元前196年）。

　　（一）《钱律》简201—208制定于吕后二年

　　《汉书·食货志下》载：“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黄金一斤。”表明汉高祖建国后采取的是听任民间自由铸钱的政策。《汉书·文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