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上述材料可知，汉高祖时曾颁布了“夷三族之令”，吕后元年“除三族罪”，文帝时新垣平案发后又重新恢复了夷三族的刑罚。
　　关于夷三族刑的“三族”，古人有不同解释。张晏说：“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说：“父族、母族、妻族也。”[28]根据《晋书·刑法志》所载魏律《序》，可证张晏说是错误的。《晋书·刑法志》所载魏律《序》说：

　　又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污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

《晋书·刑法志》此前文说魏在制定新律之前“承用秦汉旧律”，因此，魏明帝所改当为汉律无疑。根据魏律《序》，可知“大逆不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的刑罚不同于“夷三族”刑，夷三族刑没有被载入正式法典中。《汉书·孔光传》载孔光语：“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汉书·景帝纪》颜师古注引如淳曰：“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表明汉律对大逆无道的处罚是“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汉书·晁错传》载丞相等劾奏错曰：“大逆无道。错当要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臣请论如法。”“要斩”与《晋书·刑法志》记载合，“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则与《孔光传》、如淳说合。由此推论，“大逆不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指的就是“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的汉律，“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不仅不是三族刑，而且祖父母、孙也被排除在此刑之外。
　　从魏律《序》可以看出，魏律始将谋反罪和非谋反的大逆无道罪区别开来，由此推之，此前的汉律对两罪的处罚应该是相同的。《二年律令·贼律》有一条关于叛降诸侯及谋反的法律条文，证明了这一推断。《贼律》简1－2：

　　以城邑亭障反，降诸侯，及守乘城亭障，诸侯人来攻盗，不坚守而弃去之若降之，及谋反者，皆（简1）要（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其坐谋反者，能偏（遍）捕，若先告吏，皆除坐者罪。（简2）

这条律条明示《二年律令·贼律》对叛降诸侯、谋反罪的处罚和前述普通大逆不道罪的处罚是相同的，即本人腰斩、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
　　陈乃华曾将前三史记录的秦汉时期发生的夷三族案加以搜集，共有13宗，其中发生在高祖时期有3例：贯高案、韩信案、彭越案。他指出 “除江充案外，都犯有明确的欲推翻或夺取最高政治权力的罪行……即谋反罪。而江充诬陷太子，太子国之储君，也可以视同谋反罪。”而因犯大逆无道罪而又被判处父母、妻子、同产连坐的8个案例，没有一例可以上升为谋反罪，而且实际执行时也往往用其他刑罚来代替家属的死刑。因此得出“在秦汉时期，‘夷三族’刑只适用于谋反罪”的结论。[29]这一结论是站得住脚的。结合文献关于夷三族的记载以及《二年律令·贼律》简1-2，可以作出如下推论：
　　汉高祖时针对谋反罪颁布了夷三族令。吕后元年下诏“除三族罪”，即不再实行夷三族刑，对谋反罪也处以本人腰斩、父母妻子同产皆弃市的刑罚，吕后二年修订律典时将这条新修订的律条写入律典中，它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二年律令·贼律》简1-2的律条。从《汉书·刑法志》记载文帝时下诏感慨刑罚严酷，“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来看，直至汉文帝才对这一法律进行改革，但从魏律《序》来看，文帝的改革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即又恢复了吕后《二年律令》的规定。

　　（三）《津关令》的出台不晚于高帝十年

　　关于《津关令》各令颁行的时间，李学勤和彭浩曾进行过考证，认为“廿一”之前的各令是在高祖九年至惠帝六年十月之间、“廿一”之后的各令是在惠帝六年十月之后颁布的，而“廿三”的颁行时间则应是在惠帝七年至吕后元年间。[30]而根据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的一个案例，可以进一步确定《津关令》的颁行最迟不晚于高祖十年。《奏谳书》简17—25：

　　·十年七月辛卯癸巳，胡[31]状、丞熹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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