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告，赎耐。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罚金四两。或颇告，皆相除。尉、尉史、乡部、官（简201）啬夫、士吏、部主者弗得，罚金四两。（简202）
　　智（知）人盗铸钱，为买铜、炭，及为行其新钱，若为通之，与同罪。（简203）
　　捕盗铸钱及佐者死罪一人，予爵一级。其欲以免除罪人者，许之。捕一人，免除死罪一人，若城旦舂、鬼薪白粲二人，隶臣妾、收人、（简204）司空三人以为庶人。其当刑未报者，勿刑。有（又）复告者一人身，毋有所与。告吏，吏捕得之，赏如律。（简205）
　　盗铸钱及佐者，智（知）人盗铸钱，为买铜、炭，及为行其新钱，若为通之，而能颇相捕，若先自告、告其与，吏捕（简206），颇得之，除捕者罪。（简207）
　　诸谋盗铸钱，颇有其器具未铸者，皆黥以为城旦舂。智（知）为及买铸钱者具者，与同罪。（简208）

文帝五年所除者应该就是上述法律条文。从《汉书·文帝纪》和《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表》对文帝五年“除盗铸钱令”的不同写法，可知所谓“盗铸”就是“私铸”。张家山汉简与《二年律令》同出历谱的最后年号是吕后二年，因此，《文献通考》的说法不仅不与《二年律令·钱律》相抵牾，而且可以据此推断，吕后二年下令“禁私铸”的具体举措是颁布了一系列“盗铸钱法”，这些盗铸钱法就是《二年律令·钱律》简201—208的律条。《钱律》在简201之前还有3条律条：

　　钱径十分寸八以上，虽缺铄，文章颇可智（知），而非殊折及铅钱也，皆为行钱。金不青赤者，为行金。敢择（简197）不取行钱、金者，罚金四两。（简198）[27]
　　故毁销行钱以为铜、它物者，坐臧（赃）为盗。（简199）
　　为伪金者，黥为城旦舂。（简200）

它们在文帝五年是否也被一起废除了呢？臆以为没有。简197—198是关于行钱、简199是关于毁行钱、简200是关于为伪金的规定，与盗铸钱无涉，只要国家还实行黄金、铜钱的货币制，这些法律规定就应该有效，而不可能被废除。《汉书·食货志下》的下述记载可以证明这一点：

　　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贾谊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然铸钱之情，非淆杂为巧，则不可得赢；而淆之甚微，为利甚厚。夫事有召祸而法有起奸，今令细民人操造币之势，各隐屏而铸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虽黥罪日报，其势不止……夫县法以诱民，使入陷阱，孰积于此！曩禁铸钱，死罪积下；今公铸钱，黥罪积下。为法若此，上何赖焉？”

从贾谊上书可知，文帝时虽然听民放铸，但是，对“杂以铅铁”等诈奸行为仍要处以黥罪。也就是说，简200“为伪金者黥为城旦舂”的法令在文帝除盗铸钱令时并没有一并被废掉。

　　（二）《贼律》简1—2修订于吕后元年

　　《汉书·高后纪》载高后元年诏曰：

　　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

《后汉书·崔骃列传附寔》载崔寔《政论》亦载其事曰：

　　昔高祖令萧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斩趾、断舌、枭首，故谓之具五刑。

《汉书·刑法志》详细记载其始末说：

　　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止，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妖言令。孝文二年，又诏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议。”左右丞相周勃、陈平奏言：“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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