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统治合法性的再阐释

    所谓“早期全球化”，在赵刚看来与19世纪初叶以后西欧工业革命增长所引起的全球化过程有所不同，1800年前长达300年的时间中，西方势力在美洲地区之外的世界各地并不占上风，恰恰相反，他们是通过接受和遵循非西方社会的地方性游戏规则，才加入到区域性贸易体系之中的。在此期间的全球化进程是西方主导和非西方主导的区域体系多元并存与相互整合的时代，与后期全球化席卷世界一家独享的格局完全不同。因此，乾隆朝所表述出的“大一统[注: 什么是大一统　　《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话语恰恰是“早期全球化”的表现之一。这确实是个具有相当震撼力的观点。

    中国自古就有“儒生”与“文吏”之别，两者的身份角色既对峙又交融，互不可少。如只有“儒生”抽象论道，王朝的行政管理必然匮乏无计，若只任“文吏”为所欲为，则王权统治又缺乏合理的道德基础。道理虽然显明，但要使两者精密地协调在一起，各得其位地协调运转，难度可想而知。最重要的关节是，官员的行动既要具备效率，同时又不沾染酷吏的恶名，分寸感既难把握更不易被制度化。古人时或歌颂“循吏”具有平衡行政与道德角色的双重能力，然“循吏”在执法的同时推行教化大多是兴之所至，断断续续，没有外在的力量督促和使之常规化。

    孟森先生曾经在《明清史讲义》中针对民初某些视清朝为仇敌的“浅学之士”说过一段话：“尊重现代，必并不厌薄于所继承之代，而后觉承统之有自。清一代武功文治，幅员人材，皆有可观。明初代元，以胡俗为厌，天下既定，即表章元世祖[注: 忽必烈-忽必烈即元世祖，又称薛禅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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