须做出甄别。特别是“区域社会史”研究兴起以后，有些学者批评清史研究只静态地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特别是拘泥于上层政争的事件性解读，而没有看到在宫廷范围之外存在着更大的政治运作空间需要加以辨识。“区域社会史”的贡献在于从地方历史的脉络中细致入微地把握“政治”发生的具体氛围和实践效果，对地方社会网络如宗族、庙宇和村庄一级资源的开掘和利用居功至伟，但其主要问题是过度受限于“皇权不下县”或政治运行双轨制等传统命题的制约。因此，对国家行政治理无法延伸至县以下的历史现状的考察恰恰成为地方史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契机，由此形成了如何理解清朝地方治理的“非行政化”现象成为其有别于清朝“政治合法性”研究取向的最重要议题。但我以为，对基层“非行政化”治理风格的探索无法取代对清朝政治治理技术（或者更明确的表达是对“行政治理技术”）的研究，否则就会出现或者死守僵硬的宫廷探秘式的老套路子不放，或者干脆一头扎进汪洋大海般的基层社会累积无穷无尽的个案，以求观察基层组织末端的动态。从而忽略了对清朝统治中层系统运作的观察。
据我的理解，对中层政治治理技术的观察，其实涉及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诠释地方官员的“政治执行力”，督抚[注: 总督和巡抚,明清两代最高的地方军事长官。-dufu]、县令和佐贰等人员无疑在政治合法性的建立方面起着作用。不过他们更重要的职责应该是贯彻帝王在管理国家方面的总体构想，同时又不使之流于单调的刑律威慑，而必须辅之以道德的内涵。其职能特征迥异于宫廷中的阁部官员，也颇异于基层草根之中的乡绅首领，但却是观察清朝“政治执行力”实施程度的重要对象。本卷所收《清朝帝王的“教养观”与“学者型官僚”的基层治理模式》一文从地方官如何回应乾隆帝有关“教养”的一份谕旨说起，深入讨论了清朝帝王的“教养观”如何通过官僚的具体实施转化为一套政治治理技术。
中国自古就有“儒生”与“文吏”之别，两者的身份角色既对峙又交融，互不可少。如只有“儒生”抽象论道，王朝的行政管理必然匮乏无计，若只任“文吏”为所欲为，则王权统治又缺乏合理的道德基础。道理虽然显明，但要使两者精密地协调在一起，各得其位地协调运转，难度可想而知。最重要的关节是，官员的行动既要具备效率，同时又不沾染酷吏的恶名，分寸感既难把握更不易被制度化。古人时或歌颂“循吏”具有平衡行政与道德角色的双重能力，然“循吏”在执法的同时推行教化大多是兴之所至，断断续续，没有外在的力量督促和使之常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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