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创建者，军事家、政治家。蒙古族，孛儿只斤氏。成吉思汗孙、拖雷第四子。蒙哥汗弟。1260～1294年在位。]之治，惜其子孙不能遵守。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乃所以为史学。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孟森：《明清史讲义》（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364。）

 

    孟先生所虑乃在于清末革命以反满为口号，作为激发民族主义情绪的燃料，民国肇建之后学者极易延续其情绪化的思路，以致丧失史家应有之洞识能力。孟先生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即使如钱穆先生这样的大史家，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也讥刺清朝为“部族政权”，与前代汉人王朝的特质迥异。其实内心和骨子里持续激荡着的仍是“夷夏之辩”的传统思绪。民族差异导致统治者[注: 统治者 tong zhi zhe 〖the ruler〗 所谓统治者，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他统治的领域具备一个国家的性质，他在同时和后世均被广泛认可。]在掌控历史之态势时必然昭显出优劣之别，此情结蓄积已久，清史研究者在审视清朝的整体作为时，即使对其制度举措略有正面评价，也往往视之为汉人王朝格局的余绪而已，甚至以之作为清朝建构合法性的最重要理由。此乃是“汉化说”的由来。

 

    传统清史研究比较关注宫廷政争中的复杂纠结状态，特别是帝王对满汉官员统治策略的布局及其调整，其原因是一方面内阁大库[注: 内阁大库 正文　　中国清代中央档案库。位于北京紫禁城内，内阁大堂东侧。 库房是明代遗留下来的建筑， 建造时间无考。其在明代的用途，一说是文渊阁旧址，一说是内承运库所在。]档案保存的实录和各类文件相当完整，能够为揭示宫廷政争的内幕提供翔实亲近的史料。另一方面，对明代朋党聚集、讲学过盛的担忧，又使得帝王倍加关注如何处理好自身与近臣的关系以及满汉朝臣之间的关系。对史家而言，他们常常是根据研究对象显形的丰富性与开掘程度，才能决定自身思考的方向与深度，而非预先设想出理论分析架构去裁量史实，清代档案又披露出皇帝与近臣沟通交流所使用的“密折”制度的相关史料，为历朝记载所无，展示出皇帝与近臣关系相当私人化的一面。故宫廷内斗成为清史研究最显赫的视“点”，乃是事出有因。康熙斗鳌拜、平三藩，雍正篡位秘闻的流行与澄清；乾隆帝[注: 乾隆-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清朝第六位皇帝，也是清军入关以来第四位皇帝，年号“乾隆”。于康熙五十年八月十三日子时生于雍亲王府，为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第四子，母为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裁定张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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