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2010年10月27日。）其实从另一个方向上接续了“大一统”观念构造的实践过程。作者还发现，即使是身处易代鼎革之际的汉族士人本身，也明显表现出民族意识的匮乏，他们对清朝统治的接受所持的标准往往是政治的而非种族的。如此看来，无论是在清朝帝王还是汉族士人的心目中，中国认同总是大于种族认同。“新清史”拘泥于从族性差异的角度批评“汉化说”而强调满族特性的作用，恰恰跌入了他们所不予认同的近代民族主义叙事所构设的陷阱。
清朝的治理技术与官员的政治执行力
本卷第二部分收入的文章更多关注的是帝王与官僚的“政治执行力”或称之为“政治能力”问题。这和以往清代政治史大多比较关注清朝统治合法性问题的研究取向迥然不同。传统政治史研究相对比较侧重宫廷内部对“朋党”的清剿或围绕清帝帝位[注: 帝位 拼音： 解释： 1.皇位;天子之位。-diwei]的接替所造成的秩序变动，虽然也涉及帝王在稳固政权时采取的一系列[注: 一系列 拼音： 解释： 1.犹言一连串。-yixilie]措施，包括礼仪的恢复与制作，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国策的实施，对边疆的军事征服与管理，以及粮食政策的调整等等。但我以为，这些研究思路仍属于“政治合法性”的思考范畴，更深层的问题应该是，当一个王朝建立起其基本的外形架构后，特别是一个异族接替了汉人王朝的大统后，除了需要艰难地论证其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外，同样迫切的任务是要建立起独特的政治治理秩序，同时还要注意如何使新朝的治理技术趋于合理。
“政治治理技术”与“政治合法性”的建立之间存在着关联性，但两者实有相当大的差异，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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