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之制”,从而使之合法化,遂成为清朝构造统治话语的特色举措之一。一般人认为,《四裔考》仅是简单重复了儒家的朝贡表述,故常被作为乾隆帝自我孤立封闭的证据。此文则认为,《四裔考》将传统朝贡国家和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分别以“朝贡之国”和“互市之国”做出了划分。所谓“互市之国”分别指日本和东南亚国家以及象英国、丹麦和瑞典这样的西方国家[注: 西方国家 人们常说的东西方国家划分有三个标准:地理位置、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若只考虑地理位置,英法美等处于西半球的国家可称为西方国家;若从文化背景上讲,],说明朝贡关系在这一历史时期已渐居次[注: 匈奴称王侯之妻的称号。《汉书·匈奴传下》:“复株垒若鞮单于立,……复妻王昭君,生二女,长女云为须卜居次,小女为当于居次。]要地位。清廷在地理观念上已具备了“早期全球化”的视野。
所谓“早期全球化”,在赵刚看来与19世纪初叶以后西欧工业革命增长所引起的全球化过程有所不同,1800年前长达300年的时间中,西方势力在美洲地区之外的世界各地并不占上风,恰恰相反,他们是通过接受和遵循非西方社会的地方性游戏规则,才加入到区域性贸易体系之中的。在此期间的全球化进程是西方主导和非西方主导的区域体系多元并存与相互整合的时代,与后期全球化席卷世界一家独享的格局完全不同。因此,乾隆朝所表述出的“大一统”话语恰恰是“早期全球化”的表现之一。这确实是个具有相当震撼力的观点。
这样的讨论不禁让我们对以下武断的历史解释生出疑问:清朝是否按照以往教科书所描述的那样一直处于一种让人不堪言及的闭关锁国状态?以致于只是僵化地等待着西方炮舰轰开大门才从睡梦中被唤醒?
这篇文章还批评了“新清史”过度从种族区分的角度自设立场的表现。作者认为,新清史所极力拒斥的“汉化说”是20世纪民族主义思潮兴起的产物,也是革命党反满话语的组成部分,并不能代表后来清史研究者的观点。实际上清朝统治者对前朝遗产和对汉民族的认知有其自己的独到之处。清朝统治者不是从汉族血统论的角度出发吸纳传统文化,而是从王朝伦理宗法认同的角度强化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或者强调的是一种广义上的“中国”认同。(参见黄兴涛:《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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