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清史遭遇到的另一个挑战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区域社会史的观察路径基本上是一种把整体史缩小为区域单位加以分析的方法，即试图在地方脉络里发现“政治”的演变走向和态势。原有“政治史”的主体从宫廷皇帝与上层制度的分析转移到了相对基层的士绅阶层及其制度安排。在崇尚区域历史探索的史家看来，“地方史”研究虽以“社会史”的面目出现，其实质仍是一种缩微化的“政治史”研究，只不过是政治主体发生了变化而已。尽管如此，“区域社会史”研究仍常被人诟病为缺乏整体史的视野。“政治史”研究一旦被“地方化”也会造成难以避免的困局，即从“社会”（地方）的角度观察清代历史，隐藏着一种倾向，那就是自动排除从整体的意义上理解“国家”的统治形态，而只是关注其在“地方”为单位的格局下如何片段地发生作用。因此，清史研究要寻求突破，就必须既避免拘限于阐释宫廷政治和上层决策的狭路，又要避免把“政治”理解为缩微化的“地方性事务”，而必须具有整合通达的学术眼光。

清朝“大一统”话语与早期全球化视野

    如上所述，对“大一统”观念及其实践的认识是审视清朝统治特征的关键因素。本卷所收赵刚的文章通过对乾隆年间编纂的《皇朝文献通考[注: 《文献通考》-《文献通考》，简称《通考》，马端临编撰。从上古到宋朝宁宗时期的典章制度通史。是继《通典》、《通志》之后，规模最大的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著作。]》中之《舆地考》《四裔考》《象律考》等文献内容进行别具一格的分析，在早期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考察了清朝鼎盛时期“大一统”话语的构造。赵刚发现，尽管清朝基本遵循着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言说的三个要素：即“天下归一”的理想，直接管辖的疆域和间接控制的“四夷”，但在“大一统”话语的构造方面却与前代差异甚大。这反映在《皇朝文献通考》虽在名义上是宋元之际马端临所撰《文献通考》的续编，但在内涵表述上却更多地具有早期全球化的特征。其具体表现是：有关天文部分的《象纬考》用“经纬度”取代了“分野[注: 分野正文　　中国春秋时期(公元前八至五世纪)占星术盛行，占星家们创“上天变异，州国受殃”的说法，以天空中出现的星象变化来占卜各个地方人世间的吉、凶、祸、福。]”的传统模式，描述疆域的《舆地考》开始用“本朝之制”取代历代遵循的“九州”模式，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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