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縢》也是《今文尚书》中的一篇，《序》称：“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伪《孔传》云：周公“为请命之书，藏之于匮，缄之以金，不欲人开之”，并解释说：“遂以所藏为篇名。”但由于该篇上半段所记为武王病重，周公告祭先王，愿以身代，“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武王因之病愈之事，下半段则记成王继位，因受流言所惑，疑心周公“将不利于孺子”，乃“与大夫尽弁，以启金縢之书”，得明事情真相之内容，与《序》所言有矛盾之处，故孔颖达《正义》专就此疏解说：“武王有疾，周公作策书告神，请代武王死。事毕，纳书于金縢之匮，遂作《金縢》。凡《序》言‘作’者，谓作此篇也。案，经周公策命之书，自纳金縢之匮，及为流言所谤，成王悟而开之。史叙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40]可见，此前学者关于该篇的争论，多纠缠于是否为周公所作。与袁枚同时稍后的孙星衍作《尚书今古文注疏》，对此篇的考辨也重在辨析何者系周公所作，何者为史臣附记，何者为后人羼入[41]。袁枚则大胆超越前人以及时人关于作者的争辩，将怀疑的目光直接锁定在《金縢》本身，从礼制、人情、事理、史实等方面入手，考辨该篇之伪。如篇中记载周公作坛代武王祷告，其祝词有言：“惟尔元孙某，遘厉疟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云云。袁枚辩驳说：

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礼》卒哭乃讳。其时武王虽病，并未终也。不称“元孙发”以祷，而称“元孙某”以讳，是先死人待武王也。某某者，后世之俗讳，三代所无也。商人曰帝甲、帝乙，此不称名之证，不称某也。周人所谓讳者，以谥代名，故《礼》凡祭不讳，临文不讳。临之以高祖，则不讳曾祖以下。晋荀偃祷，称平公为曾臣彪，此称名之证，不称某也。《诗》曰：“一之日觱发。”曰：“骏发尔私。”皆公作也。寻常咏歌，不讳于其子成王之前，而一旦祷祀，反讳于祖、父太王、王季、文王之前，于义何当？[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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