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既然毫不留情地否定所谓的“《春秋》书法”，对专门解释《春秋》笔削褒贬，阐发孔子“微言大义”的《公羊传》，也多所指摘批评。他说：

尝谓柳子非《国语》不如非《公羊》，尝偶摘之，如春王正月而以为黜周王鲁，宋穆让国而以为酿祸，叔术妻嫂而以为贤，许止弑父而有时赦，宋襄败泓而以为文王之战，祭仲废君而以为合圣之权。于外大恶书，于内大恶讳，然则内之乱臣贼子无忌惮矣。贼不讨不书葬，然则晋灵、齐庄皆暴露矣。子同生而以为病桓，则是直彰公纵夫人*奔，而与大恶不书之说自相矛盾。

袁枚认为，所谓的“《春秋》书法”已经难辞其咎，而《公羊传》又走得更远，不仅褒贬不合情理，匪夷所思，而且记载自相矛盾，隐讳失实。他激愤地说：

以昭六年书仲孙何忌为讥二名，启王莽禁二名之渐；以齐襄公复九世之仇为合礼，启汉武开边之祸；以天王出居于郑为不能乎母，启武后易唐之渐。实与而文不与，圣人不若是之舞文也。享国长故不为之讳本恶，享国短故为之讳本恶，圣人不若是之龌龊也。

因此，袁枚对《公羊传》始终持批评否定的态度，甚至不无调侃地说：“《北史》载刘兰毁《公羊》，见公羊白日现形，祟兰而卒。余毁《公羊》殆三十年，何其鬼之能灵于昔而不灵于今耶？”[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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