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此类,经反复考辨之后,袁枚得出结论:“《金縢》虽今文,亦伪书也。”至于《今文尚书》为什么会出现伪书,袁枚认为,其原因在于“汉求亡经过甚,致伪书杂出”。因此,袁枚十分赞成晋人谯周之说:“《尚书》遭秦火,多缺失。学者谈《金縢》,都难凭信”[43]。
有清一代对《尚书》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考辨《古文尚书》之伪,对《今文尚书》则重在为之作新注新疏,鲜有论及《今文尚书》之伪者。袁枚敢于指摘并考辨《今文尚书》某些篇章的真伪,无论其结论能否成立,其独立思考的精神,思想解放的勇气,都是极可嘉尚的。
其二,疑《三礼》。袁枚对《三礼》都有怀疑,自言其“自幼读《礼》而疑,稍长泛览百家,而疑乃益深”。这些怀疑,主要集中在《周礼》和《仪礼》二书的作者及其内容两方面。
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关于《周礼》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历来是学者争论不休的问题,归纳起来,大体有周公所作、周秦之际儒者所作、汉末刘歆伪造等说法。其中,认为周公所作的学者占多数。至于《仪礼》,则主要有周公所作及孔子所作两种看法。袁枚否认那种认为《周礼》和《仪礼》系周公所作,为周公“手定”的看法,他说:
夫三代远矣,今之微文大义,幸不绝如线者,赖有孔子。孔子之言又杂矣,今之可信者,赖有《论语》。引孔子为断,而三代之礼定;引《论语》为断,而孔子之言定。孔子赞《周易》,正《雅》、《颂》,志欲行周公之道,形于梦寐,岂有周公手定之书,竟不肄业及之之理!子所雅言,《诗》、《书》外惟礼加一“执”字,于《石经》为“艺”字。盖《诗》、《书》有简策之可考,而礼则所重在躬行,非有章条禁约也。故孺悲学丧礼于夫子,而夫子亦常问礼于老聃。使《仪礼》有书,《周礼》有书,则人人依书而习之足矣,又何执礼、学礼、问礼之纷纷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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