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在袁枚看来，《周礼》、《仪礼》并非周公“手定”，其书也并未成于周公之时。袁枚又进一步推阐说：

夫周公相成王，夜以继日，犹恐天下不治，何暇仰屋梁偈偈著书！其门下士亦必无吕不韦、淮南王诸客也。

既然《周礼》、《仪礼》并非出自周公之手，那么，其作者为谁，又成于何时呢？袁枚在反复考辨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总而论之，今之《周礼》，今之《管子》、《晏子》也。管子相桓公，才最大；晏子事景公，学甚正。今所传之书殊驳，必非管、晏所作。夫以杂霸之才，后人拟之而不类，况周公乎？以无关重轻之《管子》、《晏子》，后人尚附会之，况《周礼》乎？

显然，袁枚认为，《周礼》、《仪礼》二书皆成于后世，出自后人之手，与《管子》、《晏子》二书非管子、晏子所作，由后人附会而成的情形相同。

    正是因为《周礼》、《仪礼》二书成于后世，出自后人之手，所以，在内容上也就多有附会，不可尽信。袁枚以《仪礼》为例，举出了不少可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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