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疑《春秋》。袁枚质疑《春秋》，主要针对所谓的“《春秋》书法”问题。在中国学术史及其史学史上，孔子修《春秋》，几乎得到学者的公认；而孔子首开其例并极为看重的笔削褒贬，所谓“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也被称为“《春秋》书法”，给予后世以深远的影响，甚至被一些学者奉之为金科玉律，推崇备至。袁枚不为传统所囿，敢于向儒家圣人孔子挑战，在否认孔子修《春秋》的同时，对孔子所谓的“《春秋》书法”也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说：

今治《春秋》者，从经乎？从传乎？必曰：从经。然从经者，果束《三传》于高阁？试问：《春秋》第一篇〈郑伯克段于鄢〉，郑为何伯？段为何人？克为何事？鄢为何地？开卷茫然，虽鬼不知也。必曰：不得不考于传矣。然则传所载桓公、隐公皆被弑，而经皆书“公薨”。隐弑者之冤，灭逆臣之迹。岂非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欤？若曰为国讳，小恶书，大恶不书，毋乃戒人为小恶，而劝人为大恶欤？[46]

又说：

天王狩于河阳，周襄王无故而远狩于千里之外，隐、桓二公皆被弑，而经皆书“薨”。是圣人之直笔转不如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氏矣！乱臣贼子，又何所鉴戒而惧焉？[47]

在袁枚看来，所谓的“《春秋》书法”，既掩盖了事实真相，又颠倒了是非黑白，不仅不能使“乱臣贼子惧”，反而使“乱臣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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